中国是一个很压抑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很放肆的社会。压抑是说人的个性压抑，说话要转弯抹角，办事要察言观色，小心翼翼的，总之不是那么开诚布公，好像活得很费劲。另一方面，放肆是权力放荡，没规没矩，不管你是谁，只要手里有那么一点小权力，就可以肆无忌惮，有恃无恐，违法乱纪更不待言。这个情况非常不正常、不自然、不正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不能说没有成绩，也不能说不兴旺发达，但总是别别扭扭、疙疙瘩瘩的，我看原因就在这里：胡锦涛先生的治国方略是打着左转灯向右拐，嘴上说什么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表面上好像左的不得了，但做的事情比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推行的政策是右得不能再右了。这种怪现象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外国人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好像中国人习惯于跟自己过不去，简单的事情如果不弄得莫名其妙、云里雾里的，好像就辜负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了。殊不知人类最伟大的智慧就是实事求是，最高明的政治策略就是直白或实话实说。
   
   实在说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事情并不特别复杂，情况也不是那么困难。但是，中国领导人最喜欢说中国的国情如何复杂，问题如何严重等，在我看来，有一半的复杂是矫情矫出来的复杂，有一半的问题兜圈子兜出来的问题。当前，中国最大的矫情就是这个“打着左转灯向右转”，最严重的问题是各级领导跟着胡锦涛先生在那里兜圈子、政府空转。为了这个矫情以及兜圈子的需要，中国不知道浪费了多少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

   
   难道胡锦涛先生不知道这一点吗？非也。我觉得主要还是胆量与气魄的问题。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小聪明多的人胆量小，精明过头的人缺乏决断力，上帝往往这样搞平衡。胡锦涛先生为什么要打左转灯？因为他不敢不打左转灯，算来算去这样最安全。但他为什么又要向右转呢？因为他不敢不向右转，因为这样最少风险。中国现代化这辆车是停不下来的，慢也慢不下来，但问题是，胡锦涛先生这样开车的办法，左右失调，是最容易翻车的。
   
   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胡锦涛先生这一套极左的东西“名不正言不顺”，倒也无伤大雅，但它会坏事，导致中国现代化的“事不成”，这就严重了。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就要先“正名”“正言”，提倡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对于老百姓而言，资本主义不是天堂，但名不正、言不顺的资本主义必定是地狱。有鉴于此，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第一要务是领导人有话直说，有屁直放，不要在那里兜圈子，少来这一套。
   
   其次，老百姓也要努力，毛泽东有句话，叫做发扬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我看用不着这么严重，发扬一点麻雀精神就够了，七嘴八舌说自己的话，不要鹦鹉学舌重复主子的声音，有这一条就够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情况了，不至于说一句最高当局不中听的话就会有牢狱之灾。所以，老百姓把压抑什么、放肆什么调整一下，并非做不到。也就是说，个性不妨放荡形骸一点，不要刻意压抑它，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不是违法乱纪，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老百姓的个性多一分放肆，当权者的权力就多一分压抑。不能让权力太放肆、太嚣张了，特别不能让当权者舒舒服服地胡作非为。把这一“放”一“压”搞对了路，中国就会进步。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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