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不仅是极权主义的受害者，而且也是它的缔造者。——哈维尔
   
   
   受邀为《格鲁沙诗文选》中文版作序，心中颇为忐忑。

   
   尽管，二战后的苏东和中国，经历过相似的极权主义时代；作为反抗独裁体制的知识分子，我与格鲁沙也有相似的经历；然而，相似的经历造就的却是反差巨大的异见知识分子。
   
   现任国际笔会主席和维也纳外交学院院长的格鲁沙先生，堪称捷克的传奇人物之一。在极权时期的捷克，他是先锋诗人，也是著名异见人士。早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前，他就创办民间文学杂志和从事文学创作，其杂志和作品双双被当局禁止；“布拉格之春”时期，他参与抗议运动并继续从事地下出版和写作，被剥夺写作权利，不得不去当建筑工人。1977年，他参与了哈维尔发起的七七宪章运动。之后，他出版《希望的时刻》（Hour called Hope）和小说《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旋即被捕。后在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的声援下获释。八十年代初，他被捷克政府“开除国籍”，不得不在西德定居，从事写作。他还编辑了哈维尔的狱中书简和捷克文诗集，以纪念1968的“布拉格之春”和1988的“布拉格之秋”。1989年天鹅绒革命后，他先后出任过新政府的驻德大使、教育部长、驻奥地利大使。
   
   每次面对前苏联和东欧的异见人士，作为中国异见人士的我，不免脸红。因为，无论是知识的结构还是写作的成就，无论是视野的开阔还是思想的深度，无论是反抗的良知还是人格的健全，皆是我难以企及的。沙哈罗夫、索尔忍尼琴、米奇尼克、哈维尔等人，他们反抗极权体制的言行都堪称我的榜样。八十年代，看前苏联异见者的作品；九十年代，看捷克和波兰异见者的文字；对他们的钦佩之情和自卑之心，在我，从未消失过。在他们的言行中，我读到的，不仅是极权的罪恶，更有受害者本身的反躬自省：我们每个人不仅是极权主义的受害者，而且也是它的缔造者。不仅是反抗的良知和勇气，更是理性而负责的责任伦理，反对派的斗争策略必须在道义与效果之间达成平衡。正如米奇尼克基于高度的责任感所发出的呼吁：“我提倡和政府的一种妥协，和这个我完全不喜欢的政府妥协。”
   
   现在，读格鲁沙先生的诗文，让我最为感怀的和震撼的，不是他的先锋文学的写作技巧，也不是他对极权文化的洞见，而是一种反抗良知的谦卑——不是对蛮横官权的谦卑，而是对人本身的弱点和界限的清醒意识，进而是对反抗者自身的道德、智慧、反抗言行的清醒评估。这种谦卑来自久远的宗教传统：“人之为人是因为继承了原罪，他自己有决定权，在赎罪时所需要冒的风险是否值得。”也来自格鲁沙们对政治文明的精确理解：“政治的真正要务不再是辨认并毁灭敌人。”“文明的政治避免绝对化的对立。非真理即谎言，非朋友即敌人等等。”
   
   当苏联的坦克开进格鲁沙的国家时，捷克人渡过了漫长屈辱，那是经济衰退的匮乏，是逮捕、拘禁的恐惧，是流亡异国他乡的失语；这个野蛮的制度，“折磨过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最终它也失去了杀伤力。”但作为受害者的格鲁沙，“并未感到仇恨，也不要教训他人。”而仅仅凭常识就判断出：“俄国人打错了算盘。”
   
   作为反抗者的格鲁沙，他不喜欢极权制度下的国家包办和千遍一律，本能地反对全知全能的国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仅仅保持了一种知识上的鄙视和道义上的厌恶。他不屑于“诗意的预言和诗化的政治”，反感那套用“倚仗神圣的经文和信仰的令谕”来预卜未来的把戏，嘲讽那些声言能够建立“人间天堂”的万能智者，批判所谓看似神圣而实则病态的一元论。
   
   但在谈到自己的反抗行为时，格鲁沙持有清醒而平实的意识。他不是为了实现某种与共产乌托邦同样宏大的终极目标，而仅仅是要“建立了一个小社会圈，那儿能包容带着恶作剧笑容的真理，而且未来也还能保有它的生命力。于此，我甚至生出了幸福感。”所以，反抗极权体制之于格鲁沙而言，“不是群众的圣地麦加”，而仅仅是“一种自救，却不能救世界”。他愿意追求现世而不是终极的时代，他希望“学会阅读各种文本而不是寻求最终解决的妙计”，“最不愿用这样那样的包装，来把自己扮成算命先生。”
   
   对于自己的写作，虽然他自认为“总比国安局的神话可读性要高些”，但他也清楚地知道：“我不能代表更高的真理，更谈不上在真理中身体力行了。”他知道，“世界是个通过沟通对话而进行新陈代谢的有机体，而不是聪明人可以从上往下充气的实验室。”
   
   所以，在格鲁沙的笔下，没有自我英雄的大义凛然和救世主式的道德傲慢，没有对当权者的咬牙切齿的仇恨和剑拔弩张的声讨；也没有自身受难的展示和没完没了的诉苦，更没有对依附者和沉默大多数的高调训斥。
   
   尽管，哈维尔们最后胜利了：“我们借助西方的善意，它提供我们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出自己的形象，我们最终用道德来解构这个违反道德的极权体制。”然而，格鲁沙象哈维尔一样清醒，极权噩梦结束后，捷克人被毒化的人性不可能立刻脱胎换骨，捷克社会也不可能马上从畸形变成健全，而是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摆脱“后极权噩梦”。
   
   所以，捷克变天后，回到故乡的格鲁沙，“并不喜悦，反而心情低沉。”他也并“不情急，也不像别人那样充满希望。”他知道，共产主义所承诺的人间天堂破灭后，给捷克人带来的不仅是解放，还有情感上的大片空白，绝非任何新的神圣承诺可以填充。他知道，在新的捷克，“即便是引进小规模的、易于管理的民主制，都是困难的。一块块耐心拼凑起来的雏形，架子都搭不稳。难道我们不该保持谦逊吗？”格鲁沙安然接受了“异议分子的光环”的消逝。他说：“置身在一片光亮之中，却莫名其妙地被愈来愈宽的旧日的框架套住，我知道自己也会消失掉，但是并不觉得伤感或难受，只是一片惊讶。”
   
   正是这份清醒和谦卑，才能使格鲁沙用简洁的语言道出那个荒诞而疯狂的时代：“在理性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一切都并不理性。在绝对主义流行时，一切又都是相对的。在民族主义的时代，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自组国家。在屠杀众生的时代，没有众人可依的尺度，在吹嘘种族血统纯净的时代，杂种满地走。”
   
   作为独裁制度的反抗者，我极为讨厌官权的傲慢和蛮横，讨厌御用学者的顾左右而言他。所以，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民间反抗者对体制内人士的道义优势，对我而言似乎已经变成不言而喻且不容质疑的绝对真理，而全不管自己的所言所行，是否尊重对手？是否有理？对推动政治转型是否有效？
   
   然而，格鲁沙告诫我：作为体制外的民间反对派一员，不仅需要直面独裁政权的勇气，更应该具有面对民间反对派内部的种种缺陷的勇气。如果对这样的道义优越感缺乏反躬自问的意识和勇气，就会自我膨胀为“一览众山小”的道德高峰，似乎无论怎么反而只要反独裁就是英雄好汉；如果民间对这种道义傲慢失去必要的警惕，就很容易滑向体制外人士对体制内人士的道义傲慢，似乎体制外身份本身就是绝对的“政治正确”， 就可以占据道义制高点并对体制内人士进行道德讨伐，而完全无视体制内开明人士的努力。
   
   遗憾的是，大陆民间反对派的不成熟，常常表现出对体制内人士的道义傲慢。事实上，这种傲慢已经严重伤害了民间反对派的智慧，使民间反对派变成只会唱高调的狂妄者和弱智者。以至于，那些大话式的道义高调，其高入云霄的表达习惯与中共那种伟光正的表达，在思维方式上如出一辙。所以，在市场经济和私有化已经变成社会主流共识的权利觉醒中，在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下，中国民间反对运动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不能让反抗官权的道义正确遮盖了民间的视野，使我们失去了对民间生态的种种弱点的警惕；如果民间生态无法做到自我反思和不断改善，那么中国政治转型的希望就将更为渺茫。在此意义上，民间自我反思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批判官权的重要性。
   
   格鲁沙是现任国际笔会会长，我是国际笔会下属分会“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捍卫写作自由的共同意愿把我们连在一起。读他的诗文集才知道，在北京出动坦克屠杀学生的那个星期，格鲁沙的儿子马丁死在了布拉格。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宿命，死亡曾把格鲁沙的儿子与六四亡灵连在一起。那就让我用他写给二十三岁儿子的短诗来结束这篇序文吧：
   
   马丁
   
   一朵伞形花儿
   拱着门
   迫不及待地绽开
   紫色的
   
   紫丁香在早风中
   还很年轻的年份里
   为我儿子的死亡
   承诺
   
   喂 马丁
   哒哒的马蹄声
   穿过布拉格
   马丁 你呀
   冬日的骑士
   
   我控诉
   在这样的日子里
   空手
   我抓
   你的
   坐骑蹄下的
   火花
   
   2006年11月28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