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孔子编史与中国的避讳传统
宋代大儒朱熹曾感叹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在后儒们看来，孔子为帝制中国提供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纲常伦纪，还对中国的道德文化作出了奠基性贡献。除了删《诗》、《书》，订《礼》、《乐》之外，孔子还修《春秋》，开创了中国私人修史的传统。后儒们特别赞美《春秋》笔法，所谓“微言大义”和“字字褒贬”，所谓“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而在我看来，中国的儒者对孔子的膜拜，很有点不着调，特别是类似“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赞誉，纯属胡说八道。事实上，儒术作为统治工具只能说而不能用，只能在伦理上约束君子和愚弄百姓，而在现实政治中无法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对于惟我独尊的皇帝和搞宫廷阴谋政变的逆臣来说，也对于走投无路时揭竿的暴民和怠工避税逃亡的刁民来说，真正具有威慑力的统治工具还是心狠手辣的法家。三从四德是儒家戒律，但对触犯三从四德者的惩罚，决不能只向违反者宣讲儒家之礼，而要动用剜眼剁手割屌车裂等酷刑。换言之，如果儒术所倡导的伦理“德政”没有法家力主的“暴政”来支撑，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同时，以今日眼光看，孔子在文化上的作为，非但不是滋养千古的贡献，而是贻害无穷的造孽。正如孔子删诗而有《诗经》（请参见我的文章《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首发于《民主中国》2006年8月7日），孔子削史而有《春秋》。这部中国历史上的首部私人史书，完全是老夫子精心剪裁的结果，其编纂原则首开国人修史的恶劣传统。正如《公羊传》所言，《春秋》有三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一 孔子笔削历史
“春秋”原本先秦各国史书的通称，墨子曾言：“吾见百国春秋”。自然也有鲁国春秋。孔子所编《春秋》，严格地讲，应该名之为“鲁国春秋”。《春秋》有三种解释性著作《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孔子《春秋》，经乎？史乎？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是“经”，有人认为是“史”，也有人认为“亦经亦史”，但《春秋》在中国帝制历史上的实际作用，更多是被当作“治国之经”。后儒们的主流看法也倾向于《春秋》是“经”，是“文以载道”在史学领域的应用——“借史传道”。
最早看出《春秋》是“借史传道”的人，有道家代表人物庄子，也有儒家亚圣孟子。两人均认为：《春秋》非“信史”而是“义史”，即孔子按照个人的主观好恶来修《春秋》，主旨不在于提供历史事实，而在于表达他的道德偏好和政治观念。庄子在《天下篇》中说：《春秋》乃“以道名分”。孟子在《离娄下》引用孔子自己所言：“鲁之《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在《滕文公下》中，孟子进一步指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也就是说，孔子在史料中窃取的“义”，是为了伸张他的三纲五常而“让乱臣贼子惧”。
汉文帝时代，著名学者杜预（字元凯，222—284，）认为：《春秋》与其说是“信史“，不如说是“说教”，即通过剪裁、甚至杜撰来为孔子的政治观念服务。他在《春秋左传序》中说：“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 ,皆据旧例而发义 ,指行事以正褒贬。”
汉武帝时代，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也说：“《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春秋繁露•竹林》)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指出：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后，已经71岁的孔子深感“吾道穷矣”，希望通过修史来弘道：“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关于孔子编史的笔法，司马迁评价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由此可见，孔子本人已经意识到如此“笔削”历史，他编出的《春秋》已非信史，故有“知我罪我”之叹。《公羊传》也指出：“《春秋》见者不复见。”
那么，经孔子笔削而成的《春秋》，究竟削去了多少史料？后人认为与孔子删诗相同，削去十分之九。《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鲁国史（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但全书仅一万六千多字，平均每年只有几条，每条最少仅1字，真可谓惜墨如金。故而，清代著名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版)中指出：“ 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一万六千余字，计当时列国赴告、鲁史著录，必十倍于《春秋》所书，孔子笔削，不过十取其一，盖惟取其事之足以明义者，笔之于书，以为后世立法，其余皆削去不录，或事见于前者，即不录于后，或事见于此者，即不录于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数事，或大事而不载，或细事而详书，学者多以为疑，但知借事明义之旨，斯可以无疑矣！”
比如，鲁襄公出访楚国，羡慕楚国宫殿的奢华瑰丽，回国后便仿造之。按理说，鲁襄公“作楚宫”是鲁国的大事，但孔子《春秋》不记。大概源于孔子认为“作楚宫”乃君王的奢靡之举，不宜为后人效仿，故不记。再如，鲁昭公娶吴女孟子和吴孟子卒二事，孔子《春秋》只记其卒而不记其嫁。因为在孔子看来，周代强调同姓不婚，吴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仲雍之后，与鲁国同属姬姓。故而，鲁昭公娶吴女，非礼也。
孔子可能笔削掉“十分之九”的史料，并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窜改史实。所以，后人以史书标准来考证《春秋》，揭出不少篡改之处。比如，《春秋》记僖公二十八年曰：“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阳。”《左传》解释说：“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同一件史实，《左传》尊重史实，记为候召王；而《春秋》囿于君臣之礼，记为王召候；故而，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说：“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证明了孔子如何根据他的政治观来篡改史实。
皮锡瑞专门区分了经史的不同。他说：“经史体例，判然不同，经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止是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所以，他断言：“《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
现代哲学家熊十力先生认为，《大易》和《春秋》皆为经而非史，他在《读经示要》中说：“二经制作皆极特别，皆义在言外"，"易假象以表意"而"春秋假事以明义"。现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也不敢断言《春秋》为信史，而只能采取一种折中的评价：“《春秋》还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
孔子编史的“笔削”，来自他的血缘伦理和政治观念。《论语》确立的正义原则之一，便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正义观。只有这样的相互隐瞒，才是“直在其中。”（《论语˙子路》）这种血缘伦理向社会向史学的推广，必然是“臣为君隐，忠在其中”的史学观，以至于“避讳”的曲笔变成了中国史学一大特色。由此，孔子所极力维护的“殷周之盛”，很可疑；所谓的“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不过是用篡改和剪裁来“我注六经”而已，即，孔子编史是为他本人的政治主张作脚注。
《谷梁传》指出：孔子编《春秋》有“三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但《谷梁传》的作者并不认为“三讳”应为史家大忌，反而认为应该为后世史家效仿。所以，《春秋》的“字字褒贬”的流风所害，在《谷粱传》和《公羊传》中，就已经变成了滥用褒贬，把一些本来没有明显褒贬的句子，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褒贬，并屡屡做诛心之论的解释。
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几（661－721）写出的《史通》，乃梳理和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力作。他力主“直书”，反对“曲笔”和“史讳”。在《史通•直书》篇中，他对史家提出了“善恶必书”的要求，所谓“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为了树立史家“直书”的史德，他甚至不怕得罪帝制时代的圣人孔子。他在《惑经》中对《春秋》传统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中国人写史的“曲笔”之恶习，源于孔子的“隐说”、“不谕”与“虚美”，《春秋》有“十二未谕”和“五虚美”；他批评孔子写史，“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即，孔子对自己所美者，“虽有其恶，不加毁也”；对自己所恶者，“虽有其美，不加誉也”。他总结说：“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乎？”
宋代大家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自称循《春秋》笔法：“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但他在著述过程中，对《春秋》笔法也颇感困惑： “呜呼，《春秋》之法，是非与夺之际，难矣哉！”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最著名的观点为“六经皆史”。他在《史德》也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实质上也是在说《春秋》乃“借史传道。”
把撰写历史作为个人好恶的脚注，这就是从孔子修《春秋》开始的中国人的历史故事。
二 近现代史学大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中国现代的思想大家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和疑古派史家，大都对肇始于《春秋》的中国史学传统提出尖锐的批判。首倡“史界革命”梁启超在《中国之旧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所以，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史学大家陈寅恪也说：“旧籍于礼仪，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稿》，P6）
著名疑古派史家顾颉刚也说：“这古史系统的改造，把人们欺骗了近二千年。一班有学识的人固然感觉其离奇，但至多是不提而已，总想不出它是怎样来的。”（《汉代学术史略》P94）一旦记载于书中的历史变成帝王将相之家谱，历史记载本身也就变成了瞒与骗的“三讳”。说的极端点，这些批判都可以作为鲁迅提出的“瞒与骗的历史”的注释来读，而欺瞒的历史还不如无历史。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