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跛足改革造成的两极分化中，劳工工资偏低和社会福利奇缺，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有人将之归结为市场竞争的结果，但市场化从来不是中国特色的两极分化的决定因素，而非市场的人为因素才是关键——独裁制度下的权力干预市场和按特权分配的结果。
   
   本文所要谈到的垄断福利和特权福利就是这种人为结果之一。
   

   我在《独裁制度的“合法腐败”》一文中，列举过八个方面的合法腐败。由于最新的材料不断披露，这个合法腐败的清单也将继续增加，近两年备受关注的垄断福利和特权福利就是典型的“合法腐败”。
   
   一 垄断福利
   
   近两年来，基于对两极分化的愈演愈烈的关注，有识之士开始注意到垄断行业的“双高”现象——高工资和高福利。这是特权支撑的“垄断福利”，主要涉及到金融、电力、电信、燃气、石油、供水、铁路、公路、民航、医疗、烟草等行业。
   
   首先，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就连中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都不得不承认：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他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按行业分组来看员工收入，2000年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其中的航空运输业年均工资21342元，最低的是采掘业当中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4535元，二者相差4.71倍；2004年最高的是金融业当中的证券业50529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当中的林业6718元，二者相差7.52倍，4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1.6倍。另外，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比如，北京市去年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32808元，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均年收入为：建设银行8.8万元，交通银行9.8万元，中国银行10.3万元。
   
   再如烟草行业，浙江某地级烟草公司在编普通员工年收入18万元；河南省烟草公司职工的平均月工资最高可达14000元之多，年均工资也16万8千元。而支撑烟草业的烟农，就因为他们是烟草业中无权无势的最底层群体，所以，他们非但没有从烟草业的巨额利润中得到好处，反而大多数地区种烟叶还亏本，必须有国家的财政补贴农民才肯种植烟叶。即便是那些有收入的烟农的平均年收入，高的才五千元左右，低的只有上千元。18万与5千之比为36：1。（见《普通员工年入18万：烟草业奖金令人眼花缭乱》中国宁波网2005年8月18日讯）
   
   今年，当局为了遏制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过大的趋势，官方媒体发出准备以电力行业为减薪试点的信号。据报道，不计算灰色收入而仅计算合法收入，电力企业的一个处级干部的年收入就高达30万－40万之间，一个普通抄表员的年薪也高达10万。而最为奇特的是，在中共发改委公布了《电力行业2005年运行分析及2006年趋势预测》报告中，垄断性的电力企业的经济状况总体看来却是：电力企业亏损有所加大，应收账款增加，负债率上升，经营状况有所恶化。2005年电力全行业亏损企业1280户，亏损额127亿元。于是，在媒体上展开了一场“为什么亏损的电力行业却能付起高工资”的讨论。
   
   “垄断福利”还包括大量的灰色收入和特权便利，比如，通信、交通、医疗、住房、渡假、旅游等非货币化优惠。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温克刚先生指出：在垄断性行业内部，有一个由来已久、群众意见很大却无可奈何的灰色概念——“垄断福利”。另一位委员宋绍华先生也指出：医院职工不挂号，铁路职工不买票……这些白吃白拿白占的福利，在各个垄断性行业的内部文件上都有明文规定。”“我倒想问一问这个‘惯例’，敲一敲这个‘福利’：谁给了你‘免费午餐’？！”
   
   今年三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集中谈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座谈会的新闻稿指出，现在，灰色收入已经进入“三化阶段”，一，谋取对象公款化。二，谋取方式“集团”化。三，谋取氛围“正当化”。也就是，周边如此，惯例如此，大家如此，使灰色收入逐渐变成被社会认可的正当收入或合理收入。
   
   温克刚先生进一步指出：垄断性行业形形色色的福利，本质上就是一种腐败。它的蔓延和扩散，隐含三大危机。首先，转嫁福利成本。垄断下的过高福利使一些行业亏损，它们就以亏损为由而不断涨价，涨价导致民众负担的增加，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其次，加剧社会不公平。每个垄断性行业都可以用特权为自己的职工谋方便，最终吃亏的是普通市民、农民等弱势群体。第三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垄断行业大都是暴利行业，但它的暴利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制度性垄断的结果；垄断行业的资产在理论上应该属于全民，但垄断福利却将大量额外好处量化给本行业职工。这无疑是另一种方式的国有资产流失。
   
   二 无所不在的“特权福利”
   
   中国是官本位社会，有权就有一切。官员们可以通过寻租而一夜暴富。即便官员不腐败，他们也可以享受高工资和特殊福利。
   
   近年来，国家公务员的工资一直呈刚性增长趋势，中央政府已经出台了公务员月工资的新标准，科级3000元，处级5000元，局级8000元，部级10000元，俗称为“三五八一”；而普通劳工的工资，要么停滞不前（比如，农民工的工资十多年来没有增长），要么一路下滑（比如，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平均工资已经降到500－600元），怪不得公务员已经成为大学毕业生首选的职业。所以，公务员涨工资引发巨大社会争议。
   
   与高工资相伴的是官员的高福利，这种特权福利涉及到官员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媒体逐步披露的“特权福利”起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公车腐败。2005年全国官员用车耗费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公车私用占三分二。
   
   2，招待腐败。2005年全国各级官僚机构的招待费用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招待的方式也是花样翻新，吃喝之外，还有娱乐休闲旅游；娱乐休闲旅游之外，还有更刺激的招待——嫖赌。
   
   3，出国考察腐败。2005年全国官员出国考察费高达2,500亿元人民币。
   
   以上三者相加为7500亿人民币。也有人提出9000亿元的数字。
   
   4，津贴腐败。官员们有五花八门的“津贴”，最基本的就有“通讯津贴”、“交通津贴”、“洗理津贴”和“住房津贴”。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以“高薪养廉”为借口，还向官员们发放“廉政保证金补贴”。
   
   5，住房腐败。虽然目前还没有关于官员住房情况的量化统计数字，但从所有曝光的腐败案中也能窥见一、二，几乎所有的落马官员都有多套住房，不仅给自家弄别墅，给子女弄公寓，到海外置房产，还要给二奶和情妇买房子。而且，他们的房子大都不是普通的住房而是豪宅。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的某套豪宅，他居然从未住过；原河南省荥阳市财政局原局长有9套豪宅；原湖南郴州市市长雷渊利养了多名情妇、置下多处豪宅；刚刚落马不久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就有五、六处豪宅；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黄金位置购买一座5层大楼。
   
   6，特权医疗。据香港星岛环球网2006年9月19日报道，原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近日炮轰医疗服务体系的不公平现象。他指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官员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官员长期请病假，其中有四十万名官员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五百亿元。
   
   而另一方面，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却看不起病。殷大奎透露，2000年，WHO进行了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在191个成员国中，中国位列倒数第四的188位；2003年，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患病群众48.9％应就诊而未就诊，29.6％应住院而未住院，44.8％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
   
   三 没有权利平等就不可能有公平分配
   
   中国意义上的两极分化及其弱势群体的贫困，主要不是因为人口庞大、资源匮乏和供给不足，而是因为独裁制度造成的民权贫困；财富分配的不公也不能归咎于单纯的市场竞争，而首先要归咎于权利分配的严重不公。一个不尊重国民权利的政权，也不可能消除特权阶层及其福利和现代贫困。
   
   从垄断福利到特权福利，幕后黑手无疑是垄断权力。正是这只权力黑手早就了官权过大过强而民权过小过弱的社会格局；正是这种强弱悬殊的权力格局带来了特权化分配和两极分化：它给予某些高盈利行业以垄断经营的特权，让垄断行业的职工享受着高工资和高福利；它造就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官本位社会，通过对普通百姓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来支撑官僚们的高收入和高福利。也就是说，民权的贫困才是贪婪的剥夺和极端的不公的制度根源，必然导致官民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故而，中国民众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根本途径，不是乞求统治者恩赐的面包，而是要首先争取平等的法定权利。因为，平等的权利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前提，也是每个个体、每一群体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2006年9月24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