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杀，是中共基于权力恐惧而采取的极端保权措施；六四后，政权稳定成为中共统治的首要目标，因为，只有政权的稳定才能保证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正如太上皇邓小平最著名的圣谕所说：“要像珍惜眼睛那样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但这不过是强权下的独裁秩序，将社会公器变成权贵阶层牟取私利的私具。那些跟着权贵们强调稳定的知识精英，也绝非为民众和国家的利益著想，而只是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来为权贵们站台。
   
   说白了，为了使掠夺、镇压和屠杀合法化，就必须编造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藉口，这个藉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稳定，中共采取镇压与收买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通过镇压、严控等手段把民间反对活动扼死在萌芽中，通过言论管制把自由知识分子边缘化；另一方面，中共不惜大把花钱，对内买稳定，收买精英和中心城市；对外买友谊，收买西方大国和无赖小国。
   

   对内，“稳定论”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的核心，成为中共拒绝政改和迫害人权的魔咒，也成为大陆的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重大分歧之一。为了平息民意批评、压制民主诉求和误导社会舆论，中共宣传机构及其御用精英会说得天花乱坠，由GDP优先到科学发展观，由宣传“温饱小康”到营造“和谐盛世”，由“三个代表”到“新三民主义”，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拒绝政治改革的所有理由最终归结为一个理由：在国情的制约下，急于政治改革不利于“社会稳定”。每次两会的总理记者会上，一旦外国记者提出“六四”问题，无论是朱鎔基还是温家宝，都以“稳定比甚么都重要”的理由，为大屠杀辩护。更是为了“稳定”这一最大的政权利益，对互联网时代的民间议政潮流，采取越来越严厉的网络管制，文字狱每年都有；对近年来兴起的民间维权活动，自然也要采取强力镇压的策略，而且，官权碍于合法性困境，甚至越来越经常采取黑社会手段打压维权人士。
   
   对外，“稳定论”成了中共应对国际批评的护身符。美国批评中国人权恶化，中共祭出“为维护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的稳定，应该以对话代替对抗”；台湾政府推动“去中国化运动”，中共指责阿扁破坏“台海局势的稳定”；香港民意反对23条立法、要求政制改革，北京指责“香港民主派反中乱港，破坏了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稳定论”的背后是典型的敌视民意和罔顾人权的独裁逻辑，它从来不问民间诉求是否合法合理合情，而只问党国及权贵利益是否得到保护，是否有利于一党独裁的稳定。所以，自由民主就是动乱，因为自由使个人自主和社会多元化，民主使权力垄断变成权力分享；自发生长的民意表达和人权诉求也是动乱，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达的和平内容，也会被独裁者视为威胁稳定的敌对势力，必须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不进行六四大屠杀，中国早就天下大乱了；六四后，不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不压制失业者和农民的权益诉求、不堵截上访者、不严控异见人士、不封锁信息和网络、不制造文字狱、不抓捕维权律师……也将引发社会动乱。换言之，在独裁者眼中，只要是民意的自发表达，无论这表达采取何种方式，统统都会被中共政权及其御用精英们视为“添乱”。自由民主是动乱，因为自由使个人自主和社会多元化，民主使权力垄断变成权力分享；自发生长的民意表达和人权诉求也是动乱，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达的和平内容，也会被独裁者视为威胁稳定的敌对势力，必须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
   
   以中国目前的官权太强而民权太弱的现状而言，即便是八九运动那样的浩大声势，也不会走向导致天下大乱的暴力革命。而且，民间首选的维权方式大都是循合法途径，只有在合法途径毫无效果之后，才会采取没有经过公安局批准的街头维权，极少数陷于绝望的民众才会采取激进维权行动，如自焚、冲击县乡政权等。在民间维权中，民众与官方执法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大都由执法人员的野蛮镇压引起。
   
   中共不断强化“稳定论”，西方却流行“崩溃论”。六四刚过，几乎无人相信，一个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徒手民众进行大屠杀的政权能够长存，所以，许多人都预言中共政权将很快走向政治崩溃。然而，谁也没想到，中共政权非但没有很快崩溃，反而很快地熬过了最孤立的外交困境，并在远较八十年代激进的经济改革中维持住了高增长，使政权崩溃的预言没有兑现。于是，由于中共的独裁的畸形的跛足发展策略，西方开始周期性地出现中国将走向经济崩溃的预言。
   
   对这种来自境外的崩溃论，中共最初的反应是厌恶与反驳。但是，慢慢地，中共及其御用精英突然发现，对于“稳定论”的意识形态灌输来说，“崩溃论”非但无大害，反而颇有益。与其说“崩溃论”将动摇人们对社会稳定的预期，不如说“崩溃论”将强化人们对社会动乱的恐惧，也就等于强化人们对社会稳定的珍惜。因为，害怕天下大乱是普遍社会心理，崩溃论所描述的未来图景越逼真，怕乱的社会心理就越强化，甚至使臆造出的天下大乱的未来图景仿佛变得近在眼前：中国的社会危机之深重，犹如平静表象下的即将喷发的火山，稍有风吹草动就将烈焰冲天。而唯一能够将火种熄灭于萌芽状态的控制力量，只有掌握著各类主要资源的政权。
   
   于是，境外流行的“崩溃论”和国内固守“稳定论”结合起来，使御用精英们为现政权的辩护变得更具迷惑性。以至于，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大资本，率先暴富的权贵们和进入白领阶层的各界精英们，仅仅是因为害怕“崩溃”这一最坏的结局，也会自发地与现政权达成“稳定共识”，哪怕这种稳定是一种绝对不公正的秩序，是以两极分化、腐败横行、环境破坏、道德空白、人权不彰……为代价，也要比天下大乱好。
   
   由此，崩溃论从反面强化着稳定论：只有现行的中共政权才能维持脆弱的社会稳定，而一旦离开了中共独裁，中国就只能出现玉石俱焚的天下大乱。而没有任何人、任何利益集团能从天下大乱中获益──外资无法在中国市场中获益，中国的精英阶层无法获得财产安全及其升值，平民百姓更得不到任何实惠，就连好不容易造就的温饱也将灰飞烟灭。所以，只要是秩序，哪怕是独裁的恐怖秩序，也要比为所欲为的自由要好。
   
   反过来，离开中共统治的中国将出现权力真空的假设，又强化了天下大乱的未来预期，对天下大乱前景的普遍恐惧，就将转化为对现存独裁统治的现实性认同。也就是通过强权、欺骗和收买的三管齐下逼迫人们就范，使之在别无选择的无奈中承认这一预设。社会接受了这一虚假预设，中共政权及现行的极为不公正的秩序就能获得稳定，其主要受益者，首先是独裁政权及权贵们，其次是攀权附贵的各类精英们，再次是少数中心城市的市民，而最大的受损者必定是广大百姓和大多数边缘地区，特别是农民和工人。而这种极端不公正，被精英们轻巧地称为“稳定前提下进行改革”的代价。
   
   宪政民主化，之所以被现政权放逐到无限期的遥远未来，自下而上的争取自由的民间自发运动，之所以被御用精英们指责为不合国情和添乱，就在于独裁政权只是被极少数人垄断并服务于极少数权贵的秩序，即把社会公器变成一己私具的统治，而宪政民主则是由全民分享并服务于全民的秩序，即把一己私具改造成社会公器的过程。
   
   独裁统治的受益者有理由无视历史事实而提出这样的虚幻假设，因为他们的所有决策和言说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保住绝对权力及其既得利益。而民众却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样的虚幻假设，因为这假设所维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当人来对待的秩序。国人一旦忘记历史和无视现实，而相信了这样的假设，就会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馅饼，就会虽九死而犹未悔地寻找明君贤主，就会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间反对运动、争取自身权益运动，视为帮倒忙的“添乱”，就会在执政者干了九十九件大坏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时，用1％的善政来为99％的恶政辩护。即便被屠杀、被饿死、被监禁、被流放、被剥夺、被歧视，独裁者仍然“伟光正”，小民们仍然千恩万谢。
   
   所以，与目前中国的独裁式稳定所付出的综合社会代价相比，苏东转型的阵痛是在算不了森们，尽管经济上付出了不小的经济代价，但在社会综合效益上却收益颇丰，特别是个人自由的获得，不但足以抵消经济的暂时低迷，而且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最宝贵的动力。当无权无势的民众获得了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之时，就等于争取到了最大化的自身利益。因为，对人的生存而言，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才是最大的利益之所在。所以，苏东的转型模式肯定优于中国式跛足改革。
   
   僵硬地维持现行体制才可能导致未来的天下大乱，而启动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才是达致长治久安的正途。
   
   2006年8月30日于北京家中（《动向》2006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