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对国民党的头面人物，中共独尊孙中山，毛泽东称孙为“革命先行者”，每年十一还要在天安门广场竖起孙中山画像；改革以来，中共对孙中山的评价越来越高，曾隆重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并自称是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之志；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孙中山专题片，采用台湾国民党的称呼，尊孙中山为“国父”，显然是为了与统战台湾国民党。
   
   去年和今年，两次“胡连会”中，孙中山的亡灵都是主角之一。连战在南京中山陵和北京衣冠冢两度祭拜孙中山亡灵，胡锦涛两次讲话中都引用孙中山语录。
   
   在中共五十多年的强制灌输下，一提起孙中山，大陆人马上想到的是他留下了“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然而，对于中国的现实政治来说，他留给后人的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遗产，首先是暴力革命和列宁式政党，也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次是“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也就是政治独裁。这一遗产的最初继承人，是利用军事政变夺得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蒋介石，最后的继承人是通过内战登上执政地位的毛泽东及其中共。

   
   改革以来，重写中国近现代历史和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已经变成自由知识界的主流，自然也要对孙中山进行重新研究和评价。其中，老一代学者袁伟时和青年一代学者王怡的重评最有影响。袁伟时先后写过《民初“护法”与法治的历史经验》、《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批判过“孙文的错误选择”；他还写过《孙文“卖国”档案》，详细梳理了孙中山的机会主义外交。几年前，王怡曾撰文指出孙中山是“乱臣贼子”（《二十世纪之乱臣贼子》）；最近，他又写出了《孙文与中国百年宪政的教训》，用大量史实论证了“从民主走向独裁的孙文道路”，包括“黑金政治”、“恐怖主义与独裁”、“出卖国家主权”、“内战与分裂”。王怡的结论是：“孙中山乱共和、乱民国，并在‘天下为公’的旗帜下乱天下人的性命。这时我称他是‘乱臣’，便和‘贼子’相通，‘贼子’者，民贼也。”
   
   大量史料已经证明，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孙中山都是激进的革命者和霸道的专制者。按照孙中山死前的一系列政治作为，如果他能活到可以武力统一中国、君临天下之时，孙氏天下未必就是他所许诺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政”，而极有可能是又一代极权君主，如同毛泽东在夺权时高喊“反独裁、争民主”的口号，而掌权之后就变成了“历代都行秦政事”的独裁帝王。
   
   最近，我读了《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张育仁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第一次领教了孙中山的喉舌思想。据该书介绍，在中国报业史和新闻思想史上，孙中山之前的启蒙者们，大都把报纸看作“民口”，即民众诉求和社会舆论的代言人。但孙中山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仅最热衷于办“党报”，而且用鼓吹“党口”代替了“民口”。
   
   在中国的政党史上，孙中山首创党魁至上、君师合一、以党建军、以党训政的传统；在中国新闻史上，孙中山是“最早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提出报纸应该充任‘党的喉舌’的革命家。”（P163）孙中山眼中的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新闻和记者是党派主张的宣传员，而不是事实的记录者。他认为，新闻宣传是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须臾不可离弃的重要武器，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都少不了报纸的鼓动宣传。他曾说过：“武昌起义，当时能够达到目的，……完全是由于我们宣传的效果！”（P169）
   
   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日本，孙中山在1898年想与康、梁联系，但遭到拒绝。于是，孙中山创办《中国日报》抨击保皇党，宣传革命排满。1905年8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并创办了机关报《民报》，在宣传革命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时，也着重宣传孙中山的党权至上的思想：“……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P168）既然党组织至上，党办报纸自然应该充当“党的喉舌”。
   
   首先，党报是“革命宣传机关”和“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既要大力宣传“党义”，也要毫不留情地批判政敌。作为党务机关的党报，还必须成为培训“党义”宣传员的学校，党的领袖应该担负起教员的责任，经常到党报学校来演讲，以培养出精干的宣传人才。
   
   其次，革命党必须有高度的思想统一，党报应该办成“舆论一致”的典范。他说：办党报的宗旨就是“造就健全一致之舆论”。所以，党报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同化不同的思想舆论，但党报决不能讲新闻自由原则。对于不同思想观点，能同化的尽量同化之，而对于那些不能同化的，就剥夺其言论自由权利。所谓“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为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P170）
   
   在不给“敌人”言论自由方面，毛泽东是孙中山的真正传人。他在1955年5月24日写下《驳“舆论一律”》一文。他说：“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事实上，从延安整风到反右再到文革，不要说“人民内部”从来没有言论自由，就是中共党内也从来没有言论自由。
   
   2006年4月16日于北京家中（首发《博讯》2006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