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改革后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开第一次人权会议，五位中国民间人权活动人士受到国际知名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服务”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和会后的培训活动。中国民间人权活动人士受邀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尚属首次。
   
   此前的5月13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权利委员会也首次发表关于中国人权状的报告。报告认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早在2001年就在中国生效，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履行公约规定的内容。为此，报告对中国人权状提出三十点建议，敦促中国废除劳教制度，解决对政治庇护申请者、民工、妇女的严重歧视问题，有效地执行禁止童工的法规，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和改善农村的福利，关注“强迫堕胎和强迫绝育”和重大矿难频发等问题。
   
   联合国人权组织的两个首次，与美国、德国、欧盟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最新转向一起，凸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新姿态——既重视与中国官方的对话，也重视对民间维权力量的支持。

   
   5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首次会见了来自中国大陆本土的民间人士余杰、王怡、李柏光。会谈重点是敦促中共政权改善宗教自由严重匮乏的现状。
   
   5月22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北京期间，在北京的德国大使馆会见揭发中国“三农”问题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作者陈桂棣与吴春桃夫妇及另外两名维权人士韩会敏及魏伟，凸现了德国政府对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人权问题的关注。
   
   5月22日，在每年一次的欧中人权对话前夕，本届欧盟轮值主席国奥地利外交部人权专员邀请正在欧洲访问的大陆民间人士焦国标会面，了解中共新闻管制的具体情况与中国民主人士维权运动的进展。
   
   5月20至24日，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到访中国，在北京会见了两名曾经遭受牢狱之灾的法轮功学员。6月4日，这位副主席致信高智晟律师，既表达了他本人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又公开敦促欧盟和欧洲议会的同僚们和全球自由选举出的议会都来系统地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为中国民间维权人士提供帮助。
   
   此外， 4月30日，陈光诚先生与中共总理温家宝一起，当选为《时代周刊》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让全世界知道这位中国悲剧中的盲人英雄，也说明国际知名媒体对中国民间维权人士的支持。
   
   然而，无论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民间维权力量的关注和支持，还是中国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并没有让中共政权一贯的敌视民意和迫害人权的行为有所收敛。恰恰相反，中共现政权非但没有表现出改善人权的诚意，反而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不断采取黑社会手段来迫害民间维权人士。
   
   在受邀参加会议的五人中，浦志强、李健、李柏光得以成行，而滕彪先生和刘正有先生却被迫无法前往日内瓦。特别是刘正有先生的遭遇更为触目惊心。
   
   多年从事草根维权的四川失地农民刘正有先生，一直受到当地政府的打压。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召开前夕的4月16日，刘正有准备前往日内瓦参加此次会议，但他在首都国际机场遭到北京警方和自贡当局合力拦截，并于6月17日深夜被绑架回四川自贡。
   
   刘正有先生被绑架回家乡之后，当地警方又继续对他进行迫害，以2005年4月20日他参加过非法示威为由，两次传唤刘正有先生。他在自由亚洲台采访时说：“ 今天下午我去了，不去不行，他们来了12个警察全副武装的警察，强行的要拉我去，还全程拿了录像机跟踪拍照。而且明确告诉我05年420非法市委事件已立案侦查，所以不让我出国。这十分荒唐，因为这事已结束一年多了，早不传讯晚不传讯，在我出国之前才传讯。而且在我失去了人身安全37小时以后，被带回自贡公安局才开传唤证。以这个理由掩盖在机场非法劫持我的理由，阻止我参加这国际人权会议。”
   
   为此，刘有正先生已经公开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国际人权服务”发出“紧急求救信”，抗议中共政权及其地方当局无视并肆意践踏人权，请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国际人权服务”给予高度关注，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大陆与会者的人身安全，立即制止自贡当局侵犯人权的行为，派员调查这起侵犯人权的案件。
   
   不久前，中国刚刚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向世界作出改善人权的种种承诺，然而，中共地方当局却肆无忌惮地迫害受邀参加人权大会的维权人士刘正有，无异于中共现政权的自打耳光。什么“依法治国”，什么“与国际接轨”，统统是一钱不值的“脱口秀”而已。也就是说，中共政权仍然与国际社会玩弄着惯用的两面手法，一面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高谈阔论着如何改善人权，如何健全法治，另一面却在国内肆意地践踏人权和执法违法，甚至连中共自己制定的“恶法”都不遵守。
   
   一直以来，联合国人权机构远远没有发挥出改善国际人权的作用，与联合国所应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作用很不相符。面对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权对本国人权的肆意践踏，联合国的人权机构不但形同虚设，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独裁者们的避难所，甚至让独裁国家成为国际人权的监督者和仲裁者。所以，联合国才在越来越强烈的批评声中不得不进行改革，用新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替旧的人权大会。
   
   现在，新的人权理事会正在召开第一次大会，自贡警察在首都机场绑架刘有正事件，的确是对新的人权理事会的一个考验，可以验证出这一新机构是否已经变得名实相符。如若人权理事会不敢对中共践踏刘正有和滕彪的基本人权的野蛮行径直言不讳，不回应刘正有先生的“紧急求救书”，那么这将是新的人权理事会的开门耻辱——既是在纵容肆意践踏人权的独裁中共，也将严重损害这一新的人权机构的权威。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陈述必须改革人权机构的理由时所言：“除非我们对人权机构进行改革，否则我们可能会无法重建联合国组织的公信。委员会日渐衰退的威信已经给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声誉蒙上了阴影……对其进行小修小补是不够的。”
   
   新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想向世界证明自身的公信力，为重建联合国日渐衰退的威信作出贡献，那么，请从对刘正有先生人权个案的切实关注开始！
   
   2006年6月22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