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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维权是六四的最大正面遗产 尽管，八九运动以惨烈的六四大屠杀结束，中共完全中止了政治改革，然而，六四亡灵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失败所留下的多方面遗产，也并非全然负面，特别是政治上正反两方面的遗产，对十七年来的中国现实具有重大意义。
从反面讲，大屠杀导致了中共现行制度的道义合法性基本丧失，独裁意识形态说教的劝诱力和麻痹性日益削弱，跛足改革的弊端暴露无遗，就连中共官员们也只是基于利益驱动而维持现行制度，而在信念上也不相信一党独裁的正当性，现政权只能乞灵于单纯的经济高增长和虚幻的民族主义的支撑。于是，统治权力与政治权威之间、统治效力和政权合法性之间、强制的表面稳定与潜在的社会危机之间、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断裂，导致统治效力层层递减，民众的服从是出于不得已，其歌功颂德也完全是假意应付。以至于，中共独裁的道义合法性已经脆弱到这样的程度：除了谎言之外，再无其他资本为自身辩护。它在要求人们表示效忠时，甚至是体谅民意的，不再奢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和赞美它，而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的认同和歌颂，足矣！
从正面讲，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无疑是六四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当全副武装的军队和坦克镇压了手无寸铁的民众之时，血腥屠杀造成的人权大灾难也唤醒了国内外的良知，国内的民间人权意识的觉醒和国际社会人权外交的压力，共同促成了官方价值的贬值和民间价值的升值，从而形成了“权力在官场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
尽管政治改革全面停滞，镇压与收买的双管齐下的策略，似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功。但是，正是大血案唤醒了人权意识，催生出由小到大的持续发展的民间维权运动。
在九十年代，由体制内的叛逆者和体制外的异见者共同构成的民间反对运动进入了公开化阶段，催生出九十年代中期的公开信运动。
以丁子霖为代表的难属群体的不断扩大，十几年来持之以恒地为亡灵们讨还公正，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天安门母亲运动”。
1999年江泽民政权对法轮功的大规模镇压，引发出法轮功的信仰维权，至今已经持续七年且越来越国际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借助于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平台，民间维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已经由敏感的政治问题扩展到非政治领域，在六四难属、异见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之外，其他群体纷纷加入民间维权运动，催生出以争取经济权益为主的草根维权、以争取言论自由为主的网络维权、以争取信仰自由为主的宗教维权，以向各类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为主的维权律师群体，遂使民间维权呈现出相互支持的多元化局面。
正是在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运动的压力下，也在国际大势和西方人权外交的敦促下，中共的人权观念也在发生微妙的转变：1，由反对人权观念到不得不承认人权观念和，由强调人权的国别的文化的特殊性到承认人权的普世性，由闭口不谈人权到不得不谈论人权、与西方国家展开定期人权对话；2，由抵制国际性的人权标准到接受联合国的人权条约，允许联合国人权专员对中国人权现状进行考察，并积极争取联合国人权机构中的一席之地；3，由把人权视为腐朽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到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也把改善人权作为政绩来四处张扬。
虽然，中共对人权的接纳更多是出于作秀的伪善，但一个独裁政权的不得不“伪善”，恰恰证明国内外压力的效果；虽然，现在的民间维权还无法阻止独裁政权的迫害，但起码可以不断加大官权的镇压成本。
六四后的中国政治天空，不再是独裁者一手遮天，而呈现出黑暗与光明的二重色彩，官方的政治僵化和民间的权利觉醒、官权镇压与民间反抗的同时并存。制度的独裁依旧，但社会不再愚昧；官权的霸道依旧，但民间维权运动的此起彼伏；政权的敌人意识依旧，但敏感人士已不再是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瘟疫”；文字狱的恐怖依旧，但已不再能产生杀一儆百的威慑力，民间维权的勇气逐渐提升。现在的政治迫害，可以让受害者在经济上受损，也可以剥夺人身自由，却无法把受害者置于四面楚歌的社会孤立之中，无法让受害者蒙受人格尊严和社会信誉的损失。恰恰相反，官权的迫害变成了对受害者的道义成全，受害者被奉为“民间良知”或“真话英雄”，而官方打手却变成了“干脏活”的工具；受害者中的多数，非但不再用没完没了的检讨乞求组织上的宽恕，也不再进行当众认罪检讨的自我羞辱，反而大都能在被告席上大义凛然地自我辩护，把加害者置于道义上的被告地位。
而如何通过为不断壮大的民间维权提供有弹性的政治空间，把底层释放出的维权能量和政治参与热情导入一种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遏制跛足改革的恶性发展，来保障民权和遏制官权，逐渐建立起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才是中共现行政权化解民间怨恨和化解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之正道。
在此意义上，坚持推动民间维权的良性发展，通过民间自身的改变来推动政权的转变，就是对六四亡灵的最好纪念。
2006年5月15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明报》200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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