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尽管，中共官方于1981年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场浩劫”，这一定性得到了民意主流的拥护，关于文革的记忆和讨论始终没有停止。但是，相对于文革灾难的广泛性、深刻性、丰富性、复杂性而言，迄今为止的文革反思都显得过于有限。除了“浩劫”这一抽象定性之外，无论是官方文革史和民间文革史，大都把自己当作某种历史必然性的受害者，而不敢面对自己的文革经历，更不愿承担历史罪责。甚至可以说，在文革已经结束四十年的今天，对这场“浩劫”的真正反思还未开始。
   
   一方面，官方用抽象否定遮蔽了文革中的具体罪恶，用“四人帮”罪责来开脱毛泽东罪责，用党犯错误来掩盖制度罪恶。而且，政权只准按照官方的定调谈论文革，却不准非官方的文革反省。
   
   另一方面，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尽量回避文革，那些施暴者要么沉默、要么自我辩护，绝大多数受害者大都用“不堪回首”来关闭记忆，既加害又受害的人只愿意讲受害经历。最为狂热的红卫兵造反运动，几乎席卷了所有的适龄青年，尤以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最为疯狂。但除了极少数老红卫兵有所反省之外（如徐友渔），绝大多数人皆以“不堪回首”为借口而保持沉默；还有一些当年的风云人物，一说起红卫兵运动，大都沉浸在纯洁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义的怀旧之中。

   
   于是，出现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文革悖论：作为“浩劫”的文革，却变成受害者（如邓小平等）和加害者共同守护的禁区。官方不准公开谈论，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愿忏悔，绝大多数文革史料，要么被封锁在官权的黑箱中，要么腐烂在参与者的记忆中，致使真相无法还原，教训无从总结。
   
   比如，王友琴坚持不懈地调查文革中被打死的老师和学生，在她最新版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讲述了文革中六百多人的死亡事件；遇罗文先生的《大兴屠杀调查》和章成先生的《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记录了文革中发生在北京大兴县和湖南道县的集体性屠杀；但在那些决策者和杀人者中，至今无人出面承担罪责——哪怕仅仅是在道义上的知罪悔罪！
   
   红卫兵运动真的是“纯洁青春”和“理想主义”吗？
   
   我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料，不敢妄下结论。我想把叶剑英的二女儿叶向真的一段回忆整理出来，也算是红卫兵运动的一个另类景观。
   
   2003年12月6日和13日，凤凰卫视播放了鲁豫对叶向真的采访：《叶向真跌宕起伏的人生》。在叶向真的回忆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到她自己和叶家的文革命运，但她的讲述也是只讲受难而不讲荣耀，比如，她对自己作为红卫兵运动领袖的经历简单带过，而对叶家人遭到江青迫害的经历则讲得细致入微。尽管如此，叶向真还是透露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文革细节，今天读来颇值得咀嚼品味。
   
   文革初期，叶剑英负责北京的治安，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秩序和安全。叶向真回忆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高级干部都糊涂了，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他那时候也是陪同啊，所以那个时候，毛主席像章，大家到处都做这种像章，大家都要，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样的一种，就是这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那些老人，也挺兴奋的，觉得这也挺好，但有一次，因为那时候首都的治安由他管，有一次回来，他就说，糟了，就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不是接见几次，在天安门接见嘛，全国串联的红卫兵，满天安门的那个广场都是红卫兵啊。他说等到那个红卫兵都退走了以后，就发现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拣了很多的金条。”（很多金条，显然不是个别红卫兵的行为——作者按）
   
   主持人鲁豫疑惑地问：“为什么？”
   
   叶向真答曰：“……抄家，抄到一些人的家里头，知识分子也好啊，或者过去的一些老的资本家，就是家里都有一点底儿，存有点底儿的吧，红卫兵把这些都抢来，金子沉啊，摆在自己的口袋里头，一高兴，一挤，一欢呼的时候，那金条都从兜里头都掉出去了嘛，所以就拣回来好多金条，当时他（叶剑英）就非常感慨，就说了一句，他说如果这样下去，……这个年轻人都不知道会怎么样。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群众运动，是不是全是好的，他在这个问题上就已经打了问号了，那我们年轻人不都这样都给搞坏掉了，是家都可以抄，是人都可以打，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红卫兵那时候可以为所欲为，他说，看着这些金条啊，他说这把我们年轻一代的，搞不好都毁掉了，……”
   
   想象一下当年情境：一面是向毛泽东的热泪盈眶和喊劈嗓子的欢呼，是愚昧盲目到丧失理智的狂热；另一面是挤掉在狂热人群中的金条，是抄家时贪图金条的阴暗自私，在文革对人性邪恶的纵容上，二者有着内在的一致：红卫兵造反就是以毛泽东旗帜进行的公开抢劫。
   
   极权政治是所有制度中对人性戕害最狠最全面的制度，其道德激励只能是鼓励缺德者而惩罚有德者。在绝对强权之下，完全公有制和泯灭人性的意识形态灌输，使人变成了毫无自主性的奴隶，即便在人人高喊大公无私的革命狂热中，红卫兵私占抄家财富的行为与奴隶的怠工、偷懒、盗窃财物没有实质区别。
   
   毛泽东要再共产新人，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也无论动用何种手段，意欲彻底改造人性的运动都将以最终的失败而告终。再造新人之难于上青天，只能证明企图进行人性改造之人的狂妄和冷酷。毛时代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再造共产新人计划，在人的自私本性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文革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参与造反、吵架、批斗、打砸抢的红卫兵们，还反复强调当年的狂热是纯洁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义，完全是为了掩盖其真实动机，寻找推卸罪责之词。文革中的人性真相，不能说全无理想主义成分，但也为人性中的邪恶成分的尽情发泄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和舞台，特别是人的权力欲和破坏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权力的贪婪鼓荡起夺权争斗的惨烈，起码是导致各派之间的相互打杀的深层原因之一；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激发出人的破坏性本能，是一系列疯狂而嗜血的暴行的深层原因之一。所以，“夺权”才会成为文革初期的最著名口号。
   
   向走资派夺权也好，与封、资、修争夺上层建筑的领导权也罢；打倒高层的刘邓陶也好，让所有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也罢，无论打着怎样的旗帜“夺权”，从毛泽东到诸多红卫兵头目，要的既不是任何主义，也不是任何完美人性，而仅仅是一言九鼎的自私权力！“一切向权看”才是文革的真相。
   
   对于毛泽东而言，要的是实现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他要统治中国的绝对权力，所以宁可冒着天下大乱的危险，也要清除一切绊脚石；他还要充当世界领袖的绝对权力，所以宁可冒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也要扮演第三世界的领袖，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对于文革中的其他风云人物而言，每个人都自我标榜为毛泽东的忠诚战士，而且是最最最的忠诚。实际上是通过向毛泽东（最高权力）争宠来实现各自的权力野心。无论是三呼万岁还是凶狠整人，无论是派别之战还是互贴大字报，其目的皆是极为自私的：或为了夺取权力，或为了个人的政治进步，或为了个人的自保。理想高调不过是自私动机的遮羞布而已。换言之，在毛泽东时代，一面是意识形态的高调伪理想，是雷锋式新人辈出的宣传灌输，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厮咬的残忍现实，是揭发告密、落井下石、夫妻反目和父子成仇，是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无法无天。
   
   难道是圣洁天安门广场被几根金条玷污了？非也！文革时期的天安门广场，是毛泽东接受子民集体朝拜的地方，也是全民愚昧而邪恶的象征。遗失的金条的闪光所显示的仅仅是：任何旨在改造人性、再造新人的计划都是戕害道德的乌托邦，强制播种绝对完善的人性种子，收获的只能是极端邪恶的兽性果实，因为，这样的乌托邦服务于独裁者的绝对权力。而国人的最大不幸在于，从延安时代就开始推行这种乌托邦的毛泽东，却恰好变成了中国的毒太阳，长期超强光烤灼之下，培植人性的土壤必然变成寸草难生的沙漠。
   
   所以，邓时代“一切向钱看”的道德荒芜化，早已在毛时代的“一切向权看”的道德沙漠化中完成，拜金主义不过是的拜权主义的变种。毋宁说，广场上那狂热的欢呼和散落的金条，就是“拜权”与“拜金”的绝妙结合。而在中国，“拜金”深层是“拜权”，因为独裁制度的游戏规则是：有权就有一切！
   
   红卫兵运动初期的代表人物，大部分是企图夺权的中共高干子弟；而文革结束后，他们大都随着父辈的重新掌权而变成新一代权贵。所以，他们不可能否定红卫兵运动，更不可能反省和忏悔当年的作为。因为，还原真实的红卫兵运动，将对这些人的升官发财形成威胁。
   
   在此意义上，对反思文革的封杀，官方的禁令，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绝大多数当年的参与者不愿直面自己的文革史，也是重要的原因。
   
   打砸抢中的毛泽东的红卫兵，不仅爱杀人，也爱金条。
   
   2006年4月29日于北京家中（《动向》2005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