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间，君特·格拉斯(GünterGrass)用他的诗歌、公开信、批评和反思，给德国和世人展现出如此高端的“德国道德良心”的形象：他是第一个坚持德国必须“全盘招供”本国历史的人，也是号召同代人不要甘作希特勒纳粹意识形态牺牲者的最重要人物；作为“现今德国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 ”，他的《铁皮鼓》备受读者推崇。在作品中，他始终倡导德国人应对战争进行彻底的忏悔和反省。格拉斯的谴责和忏悔，显得同样高调，他掌控着德意志民族整体记忆的清晰度和反省的深度。他用一系列获得追捧的文字，在民族记忆的伤疤上竖起了一道道德防火墙，人们不曾怀疑他及整个德国对战争犯罪忏悔的真实和恳切，德国忏悔还被与日本的不认罪作以比对，世人还给德意志民族足够的宽容和谅解，然而，也是他，在对整个国家无的放矢的堂而皇之的认真中，隐瞒了自己曾是纳粹“武装党卫军”这一重要事实。他给世人的记忆与他还原个人历史的真相，都一样的真实。但是，他的个人自传《剥洋葱》，让世人无法接受并原谅他的诚实。事实和记忆，随着今年8月他的自传的面世，一并呈现给了这个世界，二者的悖谬，在于按照各自的逻辑都存在合理的一面。马尔科斯在其著作《百年孤独》中宣示：“事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人们是如何记忆的”。而“格拉斯事件”公然颠覆了这句经典名句，格拉斯亲身制造的德国记忆和污点事实，都显出同等的分量，面对道德拷问，都不容回避。
   
   

   
   
   
   记忆和事实同等重要
   
   真相不等同于史实，后人挖掘的真相，总有未知的细节不曾展现出本来真容。据格拉斯回忆，起初他把党卫军视为一支精英部队，直到后来才开始产生罪恶感。“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格拉斯说，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把这部分经历公之于众。但是，他是否错过了公开的最佳时机？在被问到为什么隔这么多年才将秘密公布于众的时候，格拉斯说：“它在我心中的分量异常沉重。污点是挥之不去的。”记忆也总是靠不住的。我要说的是，君特·格拉斯即使作为享誉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也有沉默的权利。他所承认的自己的“武装党卫军”污点，恰恰为某些道德苛求的人士提供了攻击的口实。事实上格拉斯曾有意无意的早给出了答案。1999年，在诺奖颁奖仪式上，他有一句重要的演讲词：“我15 岁穿上了制服，16岁学会了害怕， 17岁进了美国的战俘营， 18岁重获自由……”。制服——战俘营，从常识判断是士兵身份，设若一个战时穿制服的德国消防员，怎么会被关进盟军的战俘营？再设若格拉斯是一个垂暮的平头百姓，公开忏悔自己少年时身不由己加入了党卫军，公众说不定会赞赏他的道德勇气！
   
   世人不能原谅格拉斯，在于他呈现了两个极端的事实：作为道德楷模对纳粹德国高调、持久的谴责和反省；和作为世界声誉作家对自己极力批判的纳粹军人历史的长久隐瞒。其实，格拉斯的所作所为跟公众对名人的预期，大相径庭，他有自己的一套凡人思考逻辑。自我曝光，正是格拉斯按照凡人方式解脱自己的自然而然的行为。公众咒骂他是“大伪君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瓦文萨呼吁取消格拉斯的格但斯克市荣誉市民称号；一些评论界、史学界和政坛人士猛烈批评他，甚至强烈要求剥夺他在1999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章。尽管该市回绝了瓦文萨的呼吁，诺奖基金会也回应“已经作出的颁奖决定是不可撤销的”，但是，格拉斯付出了诚实的代价，应是无疑的。好在格拉斯没有把自己的污点当作个人隐私来做辩护。实际上，一个78岁的老人撕裂自己遮掩在外衣下的伤疤，已经拿出了极大的勇气。格拉斯的诚实还反映在对待声讨的态度上，他没有为青少年时期的误入歧途寻找借口和托词。笔者认为，格拉斯是主动的诚实，这贯穿于他的公开反省和自传中。格拉斯也有不公开自己污点的权利，他完全可以让自己一生的声誉保持美好的浓度，直至告别世界。世人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格拉斯没有永远隐瞒下去？而格拉斯不惜站出来“糟践”自己，正显示了他高贵的道德，和德意志民族反省的质量和抵达的高度，世人应该为格拉斯感到欣慰。某些观众批评他，实际上是否定他的诚实，并拒绝给予一个诚实的人说真话的机会，实则带来一个鼓励人们说谎的危险倾向。
   
   
   
   
   
   良知的感召
   
   
   
   在一片批判声浪中，不乏极力声援的声音。印裔英国著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是最先挺身而出者当中的一位，他听闻消息后感到“极为震惊”，但又说这次招认不会伤及格拉斯的文学名望。他说，谴责格拉斯为“大伪君子”是“不对的”。拉什迪表示，格拉斯承认曾信奉纳粹观念，但后来终于认识到自己属于受蒙蔽的一代，并因此而成长为伟大的作家。事实上，在格拉斯70余年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作为“目前在世的最伟大作家”而度过的。这样的作家只有两位，拉什迪说，一是格拉斯，另一个便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始终是我的朋友，”拉什迪说，“我不想仅仅因为发现他犯过大错便有所改变。”。美国作家约翰·欧文则以更高昂的姿态在《卫报》刊文：“对我而言，格拉斯仍然是个英雄，既是作家英雄，也是道德指南。”欧文说，“他的勇气，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德国公民，都是好榜样。” 他反问那些抨击格拉斯的知识分子，是否还记得自己15岁的时候对纳粹抱着怎样的态度。欧文随即摆出了自己的经历，1961年，他19岁时，报名参加了军官训练营，虽然他在政治上反战，但“确实想去”越南打仗。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大作家，同时也是超级大左派的若泽·萨拉马戈说：“我认为，他所招致的反响是伪善的，那些人很多都没有扪心自问。”，萨拉马戈说他“惊讶于这种反应的暴力性”，“那会儿他只有17岁。他一生中的其余时间难道就不算数了吗？”
   
   良知最后征服了格拉斯，他对自己隐瞒的历史通过自我揭露作出了忏悔。隐瞒还是公开，整整折磨他60年，最后选择在自传中披露出来，他有些分裂的人格被自己治愈，他一贯的道德形象和个人历史得到了完美的对接，显得完整起来。格拉斯隐瞒的历史确实不算什么，一味联想纳粹党卫军的残暴，无形中将整个纳粹的罪恶，让格拉斯一个人来承担，对格拉斯确实不公平。再说，一个被纳粹裹挟的未成年孩子，并没有在战场上杀人。那场人类灾难，罪魁祸首固然是希特勒，难道德意志的民众就不该承担什么？
   
   
   
   诚实的代价
   
   1958年，格拉斯在德国著名社团“47社”的一次聚会中，朗读了尚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铁皮鼓》的第一章，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扬，格拉斯为此也获得了该年度的“47社”文学奖。评论界对它倍加赞赏，称之为联邦德国50年代小说艺术的一个高峰。随后他又连续发表了中篇《猫与鼠》（1961）和长篇《狗年月》（1963）。前者叙述了纳粹统治时期一个少年受法西斯英雄崇拜宣传的毒害走向毁灭的故事；后者描绘了一幅从希特勒上台前夕到战后初期德国历史的画卷，揭露了法西斯对人们在肉体上的折磨和心灵上的摧残。1974年再版这三本书时补加了“但泽三部曲”作为总书名之后，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将其作为整体加以研究，人们普遍认为三者之间有着相互关连的内在联系：三部小说不仅有着共同的时空范围（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德国历史和现实以及但泽地区的地理环境），而且还有一些贯穿始终而又时隐时现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探索德意志民族为何会产生纳粹法西斯这个怪物；在艺术风格上，它们也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代表了作家创作中的一个统一的发展阶段。“但泽三部曲”被认为是德国战后文学早期重要的里程碑。瑞典文学院对《铁皮鼓》的评语为：“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揭露了历史被遗忘的面孔” 。几年之后，格拉斯用自己的方式跟世人来了一个黑色幽默。
   
   一般来说，穿着这种或那种时代衣冠的当权者对文学本身并没有什么要反对的，他们甚至想要一种文学来装饰他们的房间，并且很乐意促进其发展。无论是专制政府或者民主政府，都制造维护自身利益的强势主流意识形态。格拉斯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自愿边缘化，以个人独立姿态解构纳粹时代和德意志历史，他用一己之力阐释一个民族的记忆。我们暂且不讨论格拉斯举世公认的文学成就，作为活跃在德国社会的著名公众人物，他以抨击和忏悔一段丑陋的历史，证明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责任。当然，我们避免陷入“用一种事实替代另一种事实”的误区。世人谴责格拉斯有其合理的一面，格拉斯的诚实坦白值得敬佩。那么，世人谴责格拉斯并不证明他作错了什么，格拉斯诚实坦白也不能反证公众说错了什么。这是一场注定只有主角没有赢家的游戏。那些抨击格拉斯在个人自传《剥洋葱》出版之际故意炒作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格拉斯早已功成名就，享有世界声望，版税和销量，他已经看淡，用不着作践自己。
   
   《德国金融报》对此事的评论，比较公允：“今天没有人会指责格拉斯曾经是一个盲目和错误的17岁年轻纳粹，没有人质疑他的文学品质，但是作为作家，人类心灵的雕塑者，他一直以来的道德权威却被晚来的记忆颠覆了。”。不能否认，公众也被自己的盲目蒙蔽了眼睛，放松了对社会公众人物应有的戒备心。权威和道德，并不完全靠得住，政治盲从必然要付出代价。算是这次游戏的唯一果实。
   
   2006年9月24日
   
   原载《民主中国》2006年9月26日
   
   
   
   　　
   
   　　
   
   　　　　
   
   
   
   　　
   
   

此文于2006年09月25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