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周末》9月14日报道：复员军人崔英杰不堪忍受城管人员的再三“刁难”，为捍卫自己的生存权愤而用刀捅死一名城管人员。8月11日，北京海淀区科贸大厦8层“名柜”KTV保安、河北保定人崔英杰，推着借钱300元刚买来的新三轮车，在大厦附近摆摊卖烤肠.仅仅因为一辆三轮车，血案发生了。一方是例行执法的公务员，一方是混口饭的进京打工者。崔英杰为什么从一个优秀士兵沦落为一个杀人犯，作为弱势群体的一员他遭遇了怎样的谋生苦难？8月1日建军节那天，城管队已没收了他的一辆三轮车，那天刚补发的工资也在现场丢失。崔英杰晚上当保安，白天曾扛包打短工。在这家KTV尽管工作了4个月，月薪仅有1100元，只拿到一个月的工资，连续三月靠借钱吃方便面度日，实在没钱就在小卖部赊货。事发当天，眼看自己的唯一谋生工具要被城管队员抬上卡车，他再三央求：“求你们把车子留给我，就靠这个吃饭”。没有人理会他的苦苦哀求。他换了口气说：“我再说一遍，把车留下，其余你们拿走！”。三轮车还是被丢上了卡车。崔英杰的生存尊严受到极大的伤害，于是在失去理性地愤怒情绪下，他一刀杀死了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李志强。

   随后，37岁的李志强被授予”革命烈士”，23岁的崔英杰羁押在海淀区看守所。2003年崔英杰从部队退伍，在部队表现优异，被评为“优秀士兵”，常给部队广播站投寄广播稿。据媒体公开报道，崔英杰高大英俊，能说会道，人缘极好，生性乐观。2004年，崔英杰从河北乡下北上京城谋生，两年换了5、6次保安工作，租住在一间8平方米的平房。据崔英杰的同事讲，尽管“名柜”欠发数月工资，崔英杰宁可委屈自己，也还在利用自己灵活的头脑，积极寻找赚钱门路。他把小本生意烤肠当作自己很不错的“人生设计”和“商业规划”。作为无证摊贩，崔英杰每天可以收入2、300元。尽管未领到工资、车子被没收，陷于困境的崔英杰并没有抱怨谁，仍靠自己的小手艺和勤快混饭吃。从生存的意义上说，他算得上生存能力很强的人；李志强出生在北京一个优越的家庭，独子，母为高级会计师，父为信产部干部。他戴着眼镜，长相斯文，喜欢读书画画。辖区商家评价他“和善”，即使罚款也笑眯眯的。

   笔者无意否定并贬低作为城市市容管理者的李志强，也无意为崔英杰的“杀人”做无罪辩护。一个出于谋生，一个为了公务，都在依照合情合理的方式生存，也都不是暴烈之徒。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都是普通人中的优秀者。但是，如果将崔英杰的遭遇放在数亿城市外来打工者，遭受严重歧视的背景下考量，人们不得不拷问，谁之罪？是谁将崔英杰推向了绝境？

   不能否认，有些城市的城管执法过程中确有暴力行为。笔者曾有两次亲身经历：2000年一天，我在深圳福华三路“福田服装市场”对面等女朋友，一队城管突然包围住小巷口的摊贩，其他摊贩立马跑得无影无踪，一个卖烧饼的新疆男子被堵住，大沿帽城管指挥几个穿迷彩服的协管，挥舞棍棒要砸毁炉子，男子照样苦苦哀求，爬在炉子上保护，迷彩服动手拖拉，殴打男子。有意思的是，这次城管显然想做一次正面宣传，深圳电视台随同采访。我刚好在旁边，随口说一句“你们执法不能打人啊！”，一个头领模样的城管强辩：“谁打人了？你不要乱讲话！”，我与他争辩起来。记者闻听扛着机子跑过来。女朋友拽着我的胳膊拉我走，我对着镜头痛快得说了将近10分钟。过后就忘记了。次日晚上，报社的一个同事给我电话，说深圳新闻正在播放我的画面……另一次晚上，我在深圳特区报大厦后面马路上的报亭旁边等人，顺便买了一瓶啤酒跟附近卖烧烤的摊贩瞎聊。城管的卡车来了，几个摊贩一点不紧张。只见迷彩服协管，分工明确，分别走到每个火炉前，拿起铁网条原地倒掉上面的炭火，把铁网条丢到卡车上，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讲，然后驾车离去。开始我没有在意。一个多小时后，迷彩服原班人马再次返回，如法操作，离去。我很纳闷，于是要了几个烤鸡翅，跟摊贩打问原因。她告诉我，这些迷彩服都是临时工，大沿帽城管早下班了，迷彩服负责晚上清理摊贩。如果全部没收摊贩工具、食物，摊贩不能做生意，迷彩服就要失业。不管又不行，所以象征性地警告一下，防止上级突然检查。摊贩每晚都准备数个铁网格，藏在马路边的树丛里。比起每晚100多元的收入，损失几个铁网格不算什么。高明的生存智慧，都是生活逼出来的。

   崔英杰代表着每座城市成千上万的、卑微的打工者，他们从事着最脏累、最低微、最辛苦的工作，城市因为他们变得洁净鲜亮，他们为中国费GDP贡献数个百分点。作为纳税人，他们没有资格享受社保和医保，没有资格购买微利房，子女就学需要交纳高昂的赞助。更为不公的是，他们处处受到公权力的迫害，暂住证、计生证成为政府搜刮钱财，实施人权迫害的最直接证据。中国的农耕文明，实际上是以等级制度作为基础的，世袭的户口制度，城乡二元壁垒，农民遭受的制度歧视与其说是历史的，无疑说是现实的。孟子曰：“凡大人之事，凡小人之事，古之通义也，或曰劳心，或曰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中共利用农民夺得权力，但并没有赋予农民“人”的尊严和平等的社会地位，反倒被抛弃踩在脚下，沦落为社会最底阶层。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给予农民对幸福生活的期冀，无论作为制度设计，还是人之本性，政府都没有权力剥夺9亿农民对公民平等权利的追求。减免农业税，农民得到暂时的赋税优待。当局提倡城市化，但是农民不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公民待遇，中国城市化仍是一个最大的谎言。

   生存权利是最最基本的人权。与其说制度逼迫崔英杰成为一个绝地举刀捍卫生存尊严的“杀人犯”，不如说崔英杰必然要成为中国跛足改革的牺牲品。首都不能容纳一个忍辱负重的优秀农民子弟，难道只有躲避、欺辱、受伤、歧视，才是城市安排给他们的合理命运？难道惟有此，方才显示首都的等级秩序和繁荣景象，首都人的高贵和优越？崔英杰，不幸成为一个官民紧张关系的标本。

   简单、粗暴、野蛮，是城管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各地暴力抗法屡见不鲜。只要是中国人，谁敢说他没有见过这样的恐慌场景：挑担推车的摊贩，突然狼奔豕突，苹果、荔枝、梨子、青菜、鸡蛋……散落一地，路人纷纷抢拾。街巷的一端，必有戴浅灰大沿帽的城管从喷涂蓝色“城管执法”字样的面包车上，跳跃而下，发动突然袭击。双方的猫抓老鼠游戏，颇有毛泽东的游击战特征：敌来我跑，敌疲我卖。以罚代管，以没收代管，罚没定额。城管的一套做法本身就有致命弊端。《南方周末》前几期曾刊登一封城管来信，倒出他们的苦水：一则城管的公务费和工资，全靠罚款收入，罚款多少全凭对方态度，并没有严明尺度，大多没收三轮车和箩筐等；二则上级下达每月、季、年的硬性罚款指标，完不成指标，个人收入就要缩水，政绩亦不佳。

   崔英杰罪不至死，应该给他留一条活命。抛开他的杀人动机不言，他身上具有捍卫人类生存尊严的血性和骨气。崔英杰遭遇了美国电影《最后一滴血》男主人公、越战老兵兰博一样的社会集体冷漠。他们都想做个本分的人，但社会不公和歧视，将他们逼到了绝境。中国政府明智的话，应以引起社会剧烈反响的崔英杰案作为范本，主动、逐步消解对全体农民工的制度歧视，还他们平等的国民待遇，让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少些血腥，多些以人为本。

   2006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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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esday, September 19,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