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王拒郭事件发生后，有人问我的看法，我今天依然保持这个观点：说轻了是排挤，说重了是出卖。我相信余王，特别是王怡的个人观点：向来不赞同郭飞熊的维权理念和做派,不愿介入郭式民运。若是参加一般会见，余王这种观点，充其量说明他们气量狭小、不懂事。但是，这次白宫重要会见，作为当事人的余王二人，持这种狭隘观点拒斥郭飞雄，暴露出二人骨子里与民运撇清的潜意识。余王不会不掂量出会见的份量：你们不代表个人。比你们能写文章，付出坐牢代价，更为执着彻底的人权人士大有人在，白宫为什么偏偏选准你们？原因在于：一，符合新兴的、年轻的民间异见力量。二，脚踩体制内外，没有被当局封杀。至少王怡还是政府高校（非民办高校）的教师，还领着政府的一份俸禄。拿中共俸禄的人，天然具有摇摆性、投机性和叛卖性；余杰没被封杀之前，出版过几本书，在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亲眼所见他在南方某报发表文章，要用化名。现在能否在大陆出版著作，不得而知）；三，常在地球上飞来飞去参加各种会议，至少了解西方社会，认同民主价值观。四，基督徒身份。这四点说明白宫的“度”把握的恰倒好处：给中共面子又暗施压力；同时给中国异见人士强烈信心。我们承认白宫为这次接见费劲思量，为改善中国人权作出了实质性的努力。遗憾白宫看走了眼。

   然而，余王二人完全颠倒了主客身份，反客为主，要挟白宫。我不认为他们要挟的对象是傅牧师。会见时不见得他们私心太重，而是不懂事，可能还有些惶恐、紧张。你们有什么权力要求客人邀请谁，不邀请谁？你们不愿意参加，自己退出就行了，何必要提出明确条件，只要有郭飞熊参加，你们就退出（他们的要挟非常有杀伤力，明知退团可使整个会见流产）。以此刁难傅牧师，让白宫迷惑不解。再者，即使郭与你们同时进入白宫，完全可以“各自表述”，互不影响（事后证明，布什总统主动问起你们两人各自的情况）。余杰、王怡难道不懂得这样简单的常识？如果最后不是郭飞雄自己捅出来，余杰、王怡还在向外界隐瞒事实真相。错上加错。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是“不懂事”可以解释通的，而是人品的问题。

   不管余王后来如何极不情愿的“道歉”、“声明”，都看不到他们两人的真诚。你们不要试图向外人摆设出忏悔的姿态，如要忏悔也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只要真实回述当时的想法，给外界诚实的评价，然后取得谅解。但是，他们没有，或者说至今尚没有到自觉自愿的程度。或许再过一、二十年，他们受到上帝的呼唤，才会诚实、坦然地拉下面子，讲出他们自以为是的秘密。会见时余王二位的观点惊人的一致，我有所怀疑：他们当时掩藏了什么不同点？恐怕除他们两人外，其他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他们显然事先商量好了由余杰担当白宫之行的“新闻发言人”，发布媒体也定好了。可以看出二人精心策划、包装的明显意图。

   准确评论余王，要将两人分开来对待，需要在各自生活背景中把握，这样才对余杰、王怡、郭飞雄、公众公允。就事论事，我觉得寻找不到他俩“为什么会这样做？”的答案。从常识判断，他们两人的秉性、才学、胆识相距甚远。余杰较有胆识、血性、同情心，曾关注帮助入狱的政治犯。比起同龄人也远在他们之上。起码还敢喊出“我是六四的孩子”这样的硬话（余杰毕业分配被单位戏弄，排斥在了体制外，这为他的胆识、反抗打下了基调）。几年前，我在写李慎之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很欣赏他的勇气。王怡性情温和、世故。行为上将自己摆放在体制之内，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谏臣”角色。一个显见的例子是：曾为入选《南方周末》50个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沾沾自喜。喜欢在海内外媒体秀一把，作出某种异见姿态。他的对抗缺乏作为“受害者”的苦难的积淀、醒悟和支撑，所以没有力量，常给人“投机分子”的感觉。要说谁把握不触犯当局底线最圆熟、最到位，王怡绝对名列前茅。记得几年前，有人告诉我，余杰、王怡（不很准确，如记错请原谅！）等四人，其中有个数次入狱的“老民运”，各自写了一份“遗嘱”共同存放在律师手里。准备一旦被捕，让律师讨说法。这就是他们对独裁专制政府的认识水平。余王封个博客，电话被切断，也要哭喊出来，竟然矫情到如此程度！你们只想享受所有中国人权人士积攒的“荣华富贵”，个人难道一点点“苦”也受不了？若说共同点，他们是四川同乡。我个人以为这是他们“白宫结盟”的本质原由。川人向有袍哥习气，喜欢做老大，喜欢自己说了算。哪怕面对的是什么布什总统，什么愚昧的异见作家、学者、民运人士呢！说句不好听的，难保哪天他们被捕，不出卖革命同志。我早就有一个“恶毒”的想法：把这些左右逢源、宠坏的“精英”放在中共监狱体验几年，挨打受辱，看看到底是什么成色。

   这些都是个人生存处事方式，我本不该揣测、评价，但白宫会见撕开了他们个人品行的伤口，我不得不撒把盐，帮余王诊治、舔舐伤口。毕竟他们不是我的敌人。但是，会见超越了私人性质，某种程度他们代表了无数个“我”，这是其一；其二，伤害了别人，损害了笔会形象，特别是减弱了海内外持不同政见者的共同诉求，而他们采用的手段太卑劣，所以，我忍不住要说出来。

   这也是天愿吧，如果跟余王二位哪怕有点头之交，我不会这么尖刻的。但做人不能没有原则和底线，何况多少人是把脑袋别在腰上争自由的。自以为还算一个温和、重情的人。只喜欢跟言论不自由较真，跟警察较真，现在开始学跟“战友”较真。余王丝毫没有伤害到我，我却常常冒出“耻于与竖子为伍”的念头。几进几出，拼着老命对抗专制制度强加给我们那么多的不自由，现在瑟缩在又穷又封闭的黄土高坡，连生存机会也被剥夺了。一想到自己竟然还在跟这几个X人在一条战壕里胡球混，撞墙的念头都有。

   我跟余王二人从没有任何形式的交往，与郭飞雄也素无谋面。但对他们各自的招牌照片记忆犹新，相信即使在人来人往的天安门碰面，绝对认识各位的尊容。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会与余杰、王怡碰头的。只是从他们各自的文章和行动有些粗浅认识。要说最亲密的感情，就是与余王同为独立笔会会员，他们两个还是本人的领导。与王怡倒有两次插肩而过。大概03年吧，一次王怡来深圳，赵达功电话约我与王见面，因故错过了。06年4月27日，我去成都看望朋友，与王怡熟识的几个朋友提前联系了王。据朋友转告我，王怡表示有课没有时间，要等到28日晚上才有机会。27日中午，正与成都朋友在露天茶馆吃饭，突然接到广州一朋友电话，深圳警察找她回深圳谈话，跟我有关系……警方盯得太紧，我决定不在成都久留，遂在次日上午离开成都，免得连累朋友。不久后，在云南获悉，王、余去了白宫。我把消息告诉一位跟这二位非常熟悉的朋友。我们感觉十分欣慰！随后感到非常耻辱！

   王怡、余杰的这七种行为，实在让人难以原谅：第一，人品低劣。以退团要挟傅牧师、要挟白宫，造成出卖老郭的既成事实；第二，不诚实。死不认错；第三，间接使所有中国民间人权人士受辱，直接让独立笔会名誉受辱。第四，软硬失度。对郭强硬，但在会见时始终很软，几乎没有提及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显得很软、很乖。对香港神学院无端强硬、蛮横。第五，会见时的所言所为，表明余王最看重基督徒身份，自觉将自己排除在国际笔会宗旨之外，继续呆在独立笔会，似在自己打自己嘴巴。第六，二人具备多种身份，什么场合适合哪种身份，他们就敢摆活出来，非常投机、圆滑。现在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定位在哪种立场，但绝对不是异见、民运立场。七，极端自我膨胀的“精英”做派，投机色彩，结伙霸道。

   笔会理事会诸位是否有难言之隐，不得而知，但不可思议的保持沉默，更成为外界批评的靶标，给人感觉似乎有包庇、同谋之嫌。大义灭亲，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对大家，都是好事。理事会在危机处理上，反应迟钝，无可置疑。面对会内会外的四面讨伐，为笔会形象计，我建议马上紧急召开全体会员临时大会，投票决定余杰、王怡是否适合继续担任领导角色。

   2006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