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集：过入境关的思虑与对策--赴香港出席文革40周年座谈会集锦(之一)

1978年12月，我创办了广州第一份油印民刊《人民之声》，拉开广州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的战幕。1979年陆续有香港的在校大学生、和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广州与我联络。把各期《人民之声》和我收集到的其他城市的民刊带回香港，使外界得以知晓内地民刊、民主墙运动的具体情况。他们还从香港带来一些内地买不到的书籍，给我们参阅。在这些来来往往的学生中，只有来往得最多的才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如张永祥、刘英杰、刘山青、刘子廉、张月凤、林昭寰等。其中第一位来广州的是张永祥，但后来失去联系，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而三刘、月凤、昭寰等则一直联络着，尤其是英杰、月凤。月凤的姐姐早年移民纽约。月凤、英杰常来探望姐姐，也同时光临寒舍。

时光荏苒，不觉就到了2006年。刘英杰、张月凤真是我的好朋友。前年我的一句话他俩就记在了心中。今年春末夏初他俩就开始联络刘山青、刘子廉、林昭寰和梁国雄（长毛）等着手筹办邀请我到香港演讲的各项工作。

事务工作固然要花许多精力，而尤其令人多费思量的是，我是否能顺利过入境事务处的关进入香港？鉴于我的政治背景，香港的朋友们都担心我会被拒绝进入香港。为此我和朋友们在越洋电话中进行过多次商讨。

由于我至今仍持中国护照和美国绿卡，我颇有信心地对刘英杰说：香港已“回归” ，持中国护照应毋须签证就可进入香港。

刘英杰查阅有关法律规定后回复我说：“情况并不这样。香港虽已回归，但它是特别行政区，持中国护照者进入香港要事先获得签证。”

我说：“那就有麻烦，当局可能不给我签证。怎么办呢？”

刘英杰再深入研究了有关条文后说：“办法还是有的。有关入境规定是，过境者可免签证在香港停留七天。”问题是何渭过境？我们商讨后得出的认知是，所购的飞机票终点站不是香港，而又在香港转机者，谓之过境。于是我买了一张纽约到广州的机票，但不是直达，是在香港转机。

但是，尽管这样也不能高枕无忧。刘山青打电话来对我说：“如果当局不遵守它自定的规定，仍不给予你七天免签证进入香港的正常待遇，你怎么办？”

我说：“那我就要求按原机票转机到广州。”

刘山青问：“你有没有考虑到这样会有危险？”

我说：“不怕！一是我一向主张和平民主转型，共产党无以对我扣上恐怖主义的帽子。二是我与台湾没有任何联系，也无从对我罗织间谍的罪名。”

刘山青说：“但是你们的组织在国内有成员，你不能不考虑到当局会以此做文章。”

我说：“对此我预测最大可能性是当局不让我入境，其次是在我入境后全程对我进行严密监控。，如果我与国内成员接触，就会立即予以抓捕。但是，我就算进去了也不会去接触国内组织成员。只一天的时间，我顶多到故居处转转看看，然后就按时搭机回程。如果当局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抓捕我，也好。他们把我抓起来，无形中对提高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知名度有作用。这样，个人遭些磨难也值得。”

刘山青说：“好！你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就好！就这样办。如果当局抓了你，我们就全力在外搞事！”

我说：“行！”

后来刘山青又打电话来与我商讨，在我入境时，香港朋友们如何判定我被入境事务处留置。刘山青想了个办法。他说：“你落机后在步行到入境关卡前，设法打个电话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已确切到达香港机场。如果此后几个钟头都不见你出来，我们就判定你被入境事务处留置。这时我们就要行动，立即招各报记者来，谴责当局违反法律的作法。”

我说：“很好！”

10月13号晨7点40分，班机按时到达香港。我也按原约定在入境事务处前打电话与刘山青等取得联络。8点多，我顺利出关，刘山青、刘英杰、张月凤、梁国雄（长毛）等一班朋友已在接机厅守候迎接。大家在一番辛劳、忐忑之后顺利相见，有说不尽的欣喜愉快。这是去国十几年后重回故国，虽不是祖籍或生长之域，但终是华夏文化之地，望望满街华人面孔，再也难觅昨日触目皆是的高鼻深目或曲发黑肤，不由感叹当地科技之神奇。一觉睡来，已飞越万里重洋抵达彼岸。

至于为什么刘英杰等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此次香港之行十分低调。事前刘英杰他们并没广作宣传。由于经费有限更没有在报纸上作广告。而我也是在将要出发之际才把自己的行程告诉海外的一些朋友。共产党特务机关并不万能，其政治神经的反应需要时间。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中南海墙外的万人聚集早在网络上联络，而共产党特务机关却一无所知，这足以说明其政治神经亦有迟钝之时。

此文于2006年12月06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