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这一词从文化革命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演变，其内容与名称起初是符合的。六四、六五年间批判“早春二月” 、“舞台姐妹” 等文化专制主义可以是“文化革命” 的反向理解。（正向理解则是文化领域里的除旧布新）但是在1966年8月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称和内容就完全分离了。这其实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却又被大多数人忽视的问题。

   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时，我写了一篇题为“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 的文章，发表在《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上。顺便说一句，十年前共产党对海外中文报纸的渗透程度还有限，故我的文章还能得到发表。如果是象今天文革四十周年那样，就完全没有可能了。

   当时我把文革分期定为三年。即1966、67、68，三个年头，并把文革解析为官方线索和人民线索。当时已有王希哲和郑义各自提出了“人民文革” 的说法。我对他们说：“还是用我的‘人民线索’ 吧。‘人民文革’ 容易引起误解，或被挑剔歪曲。”十年过去，倒是我改变了，采用了他们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

    现在我仍然认为“人民线索”的说法在学术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然而我更认为当前更为迫切的不是学术讨论，而是政治论战。共产党几十年来制造的世界大谎言已产生了戈培尔效应。许多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中年、青年两代人都听信了共产党的欺骗宣传。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也因种种原因而集体噤声失语。共产党的世纪大谎言是把文革中共产党国家机器极其延伸物的种种罪行都移植到文革造反民众的身上。这样，既可使共产党的国家机器及其延伸物在文革中犯下的种种罪行得以隐去，不受谴责，又可妖魔化民众的反抗，使当今中国民众不敢有类似行为，否则就是“搞文革造反派” 那一套。在这种社会情势下，对于一个反对专制向往民主几十年的人来说，研究文革已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斗争的问题。我想我不应为了四平八稳；不应为了取得更大的回旋余地；不应担心被他人挑剔歪曲就继续用政治触角钝软的“人民线索” 论，而不敢采用政治触角尖锐的“人民文革” 论。

   在“人民文革” 学派进行深入的事实和道理阐述，一些人士无法否定文革中存在民众的反抗斗争后，便在“人民文革”一词的命名上质疑不休。他们认为，即使文革中确实有民众乘机而起的反抗行动，但也不能称之为“人民文革” 。

   其实提出这个疑问的朋友应该去问毛泽东为什么把他发动的这场旨在清洗高层官员的政治运动起了这样一个古怪的名称。这场政治清洗远远超出了文化专制主义的范畴。根本不能以文化大革命来概括、诠译它的内容。如果毛泽东干脆地、名符其实地把他搞的这场社会大波澜称之“高层清洗” 、“高层肃整” 之类，那我绝对不会把这场社会大波涛中民众乘机而起的反抗斗争称之为“人民高层清洗” 和“人民高层肃整” 。然而事实是毛泽东起了这么一个名不符实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的本身究其汉语词汇的本意来说并非贬义（文化革命难道不可以解释为文化领域内除旧布新的积极运动吗？）因此，我把这场社会大波澜中民众的反抗行动顺着表称习惯谓之为“人民文革” 又有什么值得置喙不休的呢？

   有体制外人士反驳说：德国的纳粹运动中也有民众参与，那是否可以说有一个“人民纳粹” 呢？我想这里要分清的是，德国纳粹是一个政治实体，即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可是，文革是一个政权、一个政党吗？当然不是。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参与德国纳粹运动中的德国民众是在反对纳粹政权的许多高官吗？是在冲击德国纳粹的统治秩序吗？当然也不是呀！既然如此，还要把德国纳粹运动与中国文革强拉硬扯地绑在一起岂不是荒谬绝伦吗？

   还有人说，反右运动中民众也有起来写“右派” 大字报的。那是否也有个“人民反右” ？如果说这是个一般人的质疑那还罢了，可是这是出自一位有理论家之称的人士之口，我真是有点啼笑皆非。反右运动中写“右派分子” 的大字报是冲击共产党的统治秩序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是维护巩固共产党的统治秩序。1957年反右运动中积极写“右派” 大字报的人在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中又积极了一次。这些人是共产党的保皇派。他们在反右中写批判“右派分子” 的大字报百分之百是保共产党之皇。在文革波澜中他们的典型行为也是保共产党之皇，先是保省市党委，后是保军区和本单位党委。如果要类比，反右运动中的群众积极分子和文革保皇派才真正可类比为德国纳粹运动中的民众参加者。而文革中造反民众的典型行为是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这与反右积极分子、文革保皇派和平民纳粹分子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两者是互相冲突对立的。怎么把文革中的造反民众等同于“反右” 中的积极分子呢？

   虽然我对文革有着这些清醒的看法，但是在几十年共产党垄断文革评论公共话语空间的情况下也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如我把文革解析为“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再把“官方文革”解析为毛泽东的文革清洗；和毛泽东与军方和地方官僚分别搞的和勾结搞的文革镇压。“人民文革”则有时又表述为文革反抗。其实，这样的表述本身就与我的深层思想不符，因为它给人的感觉，文革就是一个政权、一个政党，总之象是一个实体。因为文革清洗、文革镇压、文革反抗是主谓结构的词组。即文革在搞清洗、文革在搞镇压、文革在搞反抗。当然，我的意思是文革时期所发生的清洗、镇压、反抗。“文革” 在此只是等同一个时间状语。讲更精确些，是在那个名不符实的被称之为文革的一场社会大波澜中所发生的清洗、镇压、反抗。可是，这样的表述十分繁复。一方面是为了简化表述，另一方面也是不知不觉中受到共产党话语体系的影响，使我使用了文革清洗、文革镇压、文革反抗的说法。这种情况也使我意识到，对一些体制外人士对“人民文革” 一词的质疑不要反感，应给予理解。

   另外还可以预见的是，当有一天被共产党文革垄断话语体系蒙蔽的，听到“文革” 这个词就习惯性联想，以为“文革”就只是造反派杀人放火，并充耳不听我们耐心解释澄清的人们都离开这个世界，就不再会有人只对“人民文革” 的命名纠缠不休了。而我放弃“人民线索” 采用“人民文革”所激起的质疑乃至激辩未尝不是把把尘封在角落，并被泼满污水的文革中民众的正义反抗行动提升到明亮台面上来，把真假善恶、是非曲直辩个水落石出的有效办法。因此，我坚定婉拒某些好心的朋友建议我用回“人民线索” 一词的建议，坚决继续使用“人民文革” 一词。

   文革中1966年11月至1968年7月这一年又九个月的时间里，民众乘机而起的、非暴力的、以集会、游行示威、集体绝食为手段的、旨在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维护应有权益的斗争--“人民文革”--是正义的，是最初级的民主斗争。它那种暂时不突破共产党框架的斗争策略和非暴力的斗争形式完全可以作为当今维权斗争和民主斗争的借鉴。

   把文革时期毛泽东和共产党国家机器（党委、工作组、军队、革委会、专案组等）及其延伸物（高干子弟红卫兵、保皇派、工宣队、群众专政队、贫下中农特别法庭等）所犯的种种暴行都移花接木到造反派民众身上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冤案。抹杀、诋毁、妖魔化文革中民众乘机而起的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维护应有权益的反抗斗争是当代中国莫大的不公。不平反这个冤案，不推倒这个不公根本谈不上修编文革史。换言之，平反这个冤案；推倒这个不公是重建真实文革史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