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第一点中我已粗略讲了三波“人民文革” 。而、“人民文革”最尖锐的内容是“极左”思潮。其代表作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的政治纲领“中国向何处去”。它说“现在百分之九十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它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益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

   广州的极左思潮刊物《八．五思潮》提出“現在需要重新劃分階級。”它不承認什麼“地富反壞右”，不承認“紅五類”的優越。它認為“現在的矛盾是在底層受苦最深的組勞人員、支農青年、合同工、臨時工和那些爬上了權力寶座者之間的矛盾。”

   這些观点不啻是在思想理論上投下了一個重磅炸彈，真正觸及了中共專制政權的階級壓迫的本質。故毛中央又立即把极左思潮再定性为形左实右、极右，并对其代表人物立即予以逮捕、判处重刑。那时还是在1968年初。

   经过数年来“人民文革” 学派的据理力争、据实力争，对文革中民众乘机而起的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维护自身应有权益的斗争事实，稍有良知和稍有实事求是精神的人都不会再去矢口否认。但是一些人还是在尽力贬低它。我不想探究他们这样做的、灵魂深处的动机，只作台面上的道理探讨。

   在今年五月柏林举行的一个会议上，一位与会者指责“人民文革” 论是“伪理论、伪结论” 。因为文革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民众乘机起来的反抗运动” 。会议主持者给了我就此10分钟的答辩。为了让听众听得清楚明白，我的演讲一般都力求用中速。但这次我不得不用快速。因为10分钟里要讲那么多事实实在困难。

   然而这仅仅10分钟的事实陈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位与会者此后发言中的说法改变为：“文革是个大圈圈，民众反抗运动只是大圈圈里的小圈圈。现在刘国凯要把这个小圈圈从大圈圈里拿出来另外命名为‘人民文革’仍然是错误的。”

   这个比喻是完全不贴切的。较贴切的比喻是：全版文革是一大盆污水里有个婴儿。污水是毛泽东的政治清洗、共产党国家机器及其延伸物搞的政治歧视、政治迫害、镇压、屠杀，以及中学生“破四旧” 的胡闹、群众组织间的某些无原则斗争等等。婴儿是“人民文革” 。我们当然要把那盆污水倒掉，但同时应把婴儿抱回来。对于体制外否定“人民文革” 的观点我作如下澄清，以实现抱回婴儿的心愿。

   体制外对“人民文革” 的否定集中表现为以下九个观点。

   1、“人民文革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没有意义”。这种观点还有另一个语言表述是：“反官僚不反体制毫无意义”

   其实文革前共产党里也没多少贪官，但却有大量恶官、凶官。因严密的计划经济使官们要贪也只能小贪。1957年“反右”把反单位里的一个领导、甚至一个党员都可上纲为反党，予以严厉惩罚。这促使此后基层单位领导飞扬跋扈的作风登峰造极。故在文革中民众乘机起来反这些凶官、恶官。照上面那种“没有意义论”的逻辑，在只能反贪官不能反皇帝的情况下，应该连贪官都不要去反了。否则是毫无意义的。于是当今中国的维权运动也毫无意义，因为它也是“反贪官不反皇帝”，“反官僚不反体制”。

   那些持“反官僚不反体制毫无意义” 论者，我要问问他们的年纪。如果你们现今是五十七、八岁以上的人，请问你们当时反了共产党的体制吗？如果没有，你们凭什么指责别人只敢反官僚不敢反体制？如果你们是五十七、八以下的人，没赶上参加那场社会大波，甚至年纪更小，对当时情况不了解。我向你们解释，不要超越历史局限性去苛求前人。反贪官不反皇帝总比什么都不反要好，更比保贪官要好。莫说四十年前，即使是十七年前的八九民主运动和当今风起云涌的维权斗争也没有直接反共产党体制，那难道该否定八九民主运动和当今维权斗争吗？

   2、“文革造反依靠毛的恩准去反政治迫害无正义”

   对此可以打个比方。有一伙抢劫集团，其第一号头目与第二号头目发生矛盾。第一号头目欲将第二号头目及其势力铲除，於是他对被抢劫的人们说，这次你们可以反抗他们。并把反抗的棍子递给被抢劫者。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被抢劫的人们应不应该乘此机会，接过第一号头目递过来的棍子去进行反抗？我认为当然应该。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反抗，即使反抗了也无正义性。对于这种“束手待抢”才算有意义论我不想与之争论，让世人和后代去评说吧。

   3、“文革造反虽打击了一些共产党官僚但却帮毛巩固了地位”。

   这种观点流入肤浅。第一号头目与第二号头目其实都是一丘之貉。第一号头目此举虽然冠冕堂皇地铲除了第二号头目及其亲信，但是，整个抢劫团伙的元气亦因此而大伤。从长远来看，被抢劫者的反抗行动不但直接打击了第二号头目，也间接地打击了第一号头目和整个抢劫团伙。毛是所有共产党官僚的首领。打击共产党官僚当然也就打击了毛的统治机器、打击了毛体制的基础。说文革造反虽打击了一些共产党官僚但却帮毛巩固了地位，这无疑是极为荒谬的把共产党官僚放到与毛泽东对立的地位。

   不妨看看史实。1969年3月九大上，毛的清洗对象都被逐出了权力圈，毛的地位似乎巩固了。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和暂时的现象。政治连续剧不是速食快餐，必须经过一定的发酵过程，效果才会显露出来。毛林反目、毛泽东骤老、欲除掉周又嘎然而止，想交权给江张集团却迫不得己让邓复出，尔后再肃整邓，方寸大乱，最后只能在病榻上哀叹“只好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毛的地位巩固了什么？毛神圣光环的暗淡，不正始于文革造反运动冲击了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吗？

   4、“文革造反主要打击了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较好的干部。”

   毛把他的这场政治清洗说成是为了“反修、防修”，那只是给他的政治清洗穿上一件冠冕堂皇的外衣而已。文革前共产党内哪有什么高干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实行修正主义？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是比毛泽东的人民公社要务实，但那也不是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别忘了刘少奇、邓小平不但是1957年第一次反右的极力主张者，还是1966年6、7月第二次反右的主导者。毛死后，邓小平实行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但在政治上却坚决复旧，坚决强化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不要说已皈依宪政民主的伯恩斯坦老修正主义，即使是跟还在共产党框架里面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相比，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也差得太远。而且1989年，他们整体上都主张血腥镇压，就说明了他们从来不是修正主义者。至于说到赵紫阳，他当然是修正主义者。但他是八十年代才成为修正主义者的。很可能，他之所以成为修正主义者，正是由于他深刻认识了文革中的群众反抗运动。

   文革期间的群众造反运动根本没有首先去区分哪个官是走社会主义的官，哪个官是走资本主义的官。除非毛中央直接插手说明，否则造反群众是一律予以冲击的。那种认为文革造反首先甄别了哪些是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官，再加重予以打击之完全是根据毛泽东虚夸文字而产生的滑稽臆想。

   其实在文革中受到民众打击较重的倒是那些平时对群众较凶的恶官。在一般情况下，打击量和恶官的恶量是成正比的。当然也有单位里恶官拥有庞大的保皇派，使之不受或少受=冲击。至于大官，象河南吴芝圃、四川李井泉都因其饿死数百万农民的恶行遭到造反派民众的揭露和冲击。

   5、文革造反“打砸抢”。

   文革造反砸什么了？枪什么了？砸了商店、抢了银行吗？共产党为妖魔化文革造反派制造了那么多谎言都还不敢说造反派抢银行商店。文革造反的“砸枪”主要是发生在1966年底的“批资反线”时期。那时毛已否决了刘少奇、邓小平搞的第二次反右，指示在前阶段运动中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档案材料应予一律销毁。但是许多地区、许多单位的领导仍幻想着以后还可以去“秋后算帐”，故都设法转移这些档案材料。这个情况被造反派获知后，就冲击“保卫科”等机要部门，打烂保险柜，抢出黑材料。事态的发展还使有些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的人乘机去冲击机要部门，抢出一些秘密文件来看。文革时期得以暴露许多共产党的内幕，盖源于此。故此共产党对此切齿痛恨。但是，这种“砸抢”不是砸烂得好，和枪得有理吗？别忘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造反的人们也是大搞此类“砸抢”的。共产党秘密警察部门(各单位保卫科均属此体系) 的黑档案制度是最阴森、最可恨的。

   至于“打” ，文革初期打死打伤“黑五类”和出身“不好” 的老师同学和文艺界人士是高干子弟红卫兵的暴行，与造反派丝毫无关。而且许多后来成为造反派的人那时也不同程度遭到高干子弟红卫兵的欺侮。后来在大武斗时期，所有发生在保皇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武斗都是保皇派挑起的。因为在思想软件上，保皇派自恃根正苗红对造反派有政治歧视感，甚至把造反派视为阶级敌人、牛鬼蛇神。他们把自己与造反派的矛盾视为敌我矛盾，在思想上就有以暴力镇压阶级敌人的强烈意识。在实体硬件上，保皇派先有省市党委的支持，后有军方的支持。军区甚至暗中提供枪支武装他们。造反派则相反，他们的潜意识中不得不面对保皇派出身成分“好” 、牌子硬这个事实，因此他们只能说保皇派是受“资反线” 或“走资派” 蒙蔽的阶级兄弟，要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实际斗争中，造反派先有省市领导的压制，后更有军方的严酷镇压。造反派在保皇派的突然袭击下损失惨重。后来他们奋起自卫还击。没有枪支就去军械库去抢。广西造反派最勇敢。在保皇派和军队大军压境之时，武器不足，连援助越南的军列都抢了。从策略上来看，抢军列令毛中央恼火，是导致毛中央放手让国清血腥屠杀十几万广西造反派的原因之一。从原则上来看造反派“抢”武器，抢得有理、抢得勇敢。文功武卫符合正当防卫的原则，它不会因为出自江青之口就失去其正确性。

   在某些保皇派失势的省份，如四川、湖北，掌权的造反派（暂短的、虚表的掌权）分裂互斗，甚至使用暴力。这是造反派的最大污点。但这不是全局性的。很多省市的造反派并没有或基本没有发生此类情况。造反派分裂互斗不属“人民文革” 的范畴。

   6、“所谓‘人民文革’的反抗都失败了，有什么意义？”

   “人民文革” 的反抗是失败了。可是失败了就没有意义吗？七九民运、八九民运都失败了，它们都没有意义吗？

   7、“‘人民文革’在文革中不是主流。”

   我肯定“人民文革” 并不涉及它是否文革主流的看法。但是如果硬要扯上这个话题，那么可以这样看，若以文革十年分期论，“人民文革” 所占份量当然很少，但是若取文革两年分期论，“人民文革” 就占了很大比重。尤其是其中某些时段，如1966年11月到1967年初；1967年4月到7月，人民乘机而起的反抗运动就是社会的主流。

   8、“‘人民文革’ 改变不了文革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