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产党御用文人伪文革史之针砭 /刘国凯文集

例如在文革最初期，1966年6至7月刘少奇、邓小平把毛泽东燎起的火往群众身上烧，搞了一场不但在学校中，而且在所有基层单位里抓右派分子的政治迫害运动（我将它称之为第二次反右运动）我的母亲就因为她曾就读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并在该校集体加入国民党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第二次反右的规模比第一次还要大得多。其一是被迫害者数量是第一次的数倍，其二是被迫害者从第一次的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群众。另一个不同点是第一反右“胜利” 结束，而第二次反右则半途而废了。因为毛泽东周游南方回到北京后说刘少奇、邓小平搞错了，说这次运动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不是整群众。尽管第二次反右半途而废，但是许多人都已经无辜饱受迫害。1966年底和1967年初的报纸和好些群众组织的小报中都报导了许多迫害事实和被迫害至死、至伤的人数。那时我的母亲因自己连累全家就曾想自杀。幸亏我父亲力阻。我父亲说：自杀叫对抗运动，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你自杀了，我和孩子们更受连累。除父亲力阻外，还由于第二次反右搞了两个月就中止，否则我母亲的情况还很难说。因为两年多后，我母亲在1968年秋季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 中被再次打成阶级异己分子，遂跳珠江自杀。

对这样一个全局性的第二次反右，金春明、王年一的大作中竟都绝口不提，这算什么文革史？吃邓小平饭，而且不是一般的饭，是佳肴美食、琼浆玉汁，故这些御用文人都在为尊者讳。

既绝口不提刘邓的第二次反右，当然也就要略去1966年11月制1967年初全国如火如荼的批“资反线” 运动--“人民文革” 的第一波。

批“资反线” 运动是中共建政后乾坤倒转的极大事件，当然也是全国性的文革大过程。毛为借助群众力量搞他的高层政治清洗，故允许群众把前阶段秉承刘邓指示大搞第二次反右的各级党领导推上被质问、被批评的地位。而且这质问和批评（很快发展为批判、批斗）很快越出了毛划定的框框，变成了对各级领导，尤其是基层单位领导平时作威作福、欺压群众的大清算。

更为惊人的是，在批判“资反线” 群众得到发言权的基础上，积压群众心中已久的、对自身应有经济利益被剥夺的愤怒，突然如火山爆发。于1966年底到1967年初全国如暴风骤雨卷起了被毛中央定名为“反革命经济主义” 的特大波涛--“人民文革” 第二波。毫无疑问，对此，共产党的御用文人们顾左右而言他。

金春明、王年一之流最津津乐道、不厌其烦讲述的是“二月逆流” 。他们把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官僚们描述为对中央文革进行斗争的正义化身。在我看来共产党内的毛派、刘邓派、周派、林派、江张派都是一丘之貉。我写文革史，对“二月逆流” 中的共产党内讧当然也会据实表述，但绝不会象金王那样躺倒在共产党某一派怀里去着力咒骂另一派。而且我一定会写“二月逆流” 对全国性的1967年“早春镇反” 的催化作用。

1967年2-3月，全国除很少数省市外，大多数的军方都对本地区的造反派实施压制乃至镇压。其中最极端、最残酷的是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下令对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开枪扫射，打死三百多名造反派，其中许多是十四五岁的女中学生。内蒙军区则以从背后开枪打死正在作演讲，劝说群众绝对不要冲击军事机关的造反派学生韩侗，成为早春镇反中全国军方杀人的第一枪。

对这样全国性的大镇压、大屠杀，金、王之流或装聋作哑、或丧心病狂地予以肯定。为什么？因为邓小平为青海赵永夫大屠杀平反。邓小平说赵杀得好。邓小平褫夺了韩侗被周恩来主持授予的“烈士” 称号。唆使其爪牙平毁韩侗的坟墓。并恢复枪杀韩侗的凶手柳青的党籍、军籍、级别。和赵永夫等许许多多文革中大量屠杀民众的军队干部那样享受优厚离休待遇，颐养天年。

由于毛的政治清洗目标在那时尚未完成，故对军方的镇压行动不予认可。但是，尽管军方对民众镇压残酷的程度超过刘邓“资反线”百倍，但毛只是审慎地婉言批评他们。可是，尽管毛对军方的批评十分温和，但从血泊中爬起来的造反派群众却向军方猛扑过去。要求军方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平反，释放所抓捕的民众。1967年4-6月间各地造反派群众举行集会、发动游行示威、集体绝食，甚至冲击军区大院，在广州就有数千人集体绝食、数万人到场声援的烈士陵园广场的“五三大绝食” 。这是全国性“人民文革” 的第三波

毫无疑问，对民众的这些正义斗争，金王之流要么是讳莫如深；要么是歪曲描述。写历史写成这副模样，还有什么史德可言？中国古代史官为直书事实而甘冒杀身之祸的高风亮节在共产党的史官身上已丝毫无存。共产党的御用文人要写文革史，得先把他们那被功名利禄熏黑了的心肝洗干净以后再来写，否则写出的也只能是伪文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