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心变坏过程之探究 /刘国凯文集

中层人士是依靠手中的职务权力去盘剥被锁定的对象。例如前不久中国大陆报载电业局的中层干部年薪普遍有四、五十万，连一个抄表工的年薪都可达十万。垄断的电业行业以其职务权力盘剥着所有用户。最尖端的情况则发生在医院和学校。病人，尤其是外科的病人；学生，尤其是高中学生，基本都沦为医院和学校的人质。他们被医院和学校“绑架”。要想得到较好的治疗、要想保命么？要想考上好的大学么？请识相地缴交各种“苛捐杂税”吧。

下层人士则使出各种下作手段来敛财。以次充好，坑蒙拐骗。什么假酒、假药、毒米、毒腊肠、注水猪肉、涂腊水果……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二是人际关系冷酷无情

见死不救是冷酷无情的尖端表现。报载常有数十乃至数百人围观溺水者而不施救。或嘻笑颜开地围观欲跳楼自杀者，甚至催促叫道：“跳呀！快跳呀！怎么不跳了？”医院急救室门前长演着永不衰竭的冷酷剧--把交不足预付医疗费的伤病者拒之门外，任其死亡。

前不久报载一名女中学生因遭到老师过分责备，愤而投河自杀。其家长状告老师。公开审判时法官宣判该被告教师没有刑事罪责。在旁听席上的几十名教师竟同时起立鼓掌欢呼。即使从司法角度考量该教师可不负刑事责任，但对一个年轻生命的就此殇亡，总该有伤感和叹息，怎能如此冷酷地鼓掌欢呼？

报载上届“人大”会议期间，医疗系统的代表不但对社会上对医疗单位极端缺乏救死扶伤精神的批评不予听取，反而指责社会大众对医疗单位有诸多误解成见。这个“指责”和法庭上教师们的“起立鼓掌欢呼”，交织出曾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称的教师和“白衣天使”之称的医生，现时是怎样一副冷酷无情的嘴脸。

二、文革动荡使中国人心怎样变坏

很多人都把当今中国人心之坏归罪于文革。文革确实荼毒中国人的灵魂，但当今中国人人心之变坏是否直接源于文革，确须作立体研究。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文革动荡中人心是怎样变坏的。

1、文革时期的保皇行径得到中共当局赏识促使一部分中国人良知丧失。

文革初期，中共的高干子弟红卫兵(俗称老红卫兵) 发动红色恐怖运动。仅在北京一

地就用棍棒、军用皮带殴打死了1772个“黑五类”。随着运动的发展，全国各地的类似“老红卫兵”的保皇派组织都使用暴力(从棍棒升级为枪炮)屠杀成千上万的“黑五类”和造反派民众。但是在文革结束后，他们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受到提拔和重用。究其原因是他们使用这些暴力都是旨在保卫中共政权。

这里有个区别是，各基层单位的保皇派早在1969年共产党的统治秩序恢复后，就陆续被提拔、封官了。但高干子弟红卫兵们的升官图则来得很迟，只到八十年代他们才鸿运当头。

著名作家郑义曾在一篇文章中说，1968年秋冬中学生几乎悉数下农村时，老红卫兵们对他这类“狗崽子”说：“咱们二十年后见高低”。果然、二十年后他们要么作为中共的第四梯队步入政治权力中枢，要么在商界叱咤风云，成为腰缠万贯的富豪。而当年的狗崽子们则绝大多数仍压在社会底层。相比之下，当年的基层单位保皇派人士发迹虽早得多，但升官图却远不及他们璀灿，闹个处级，最多局级就到顶了。

然而无论如何，文革后的这种政治封赏使中国人的心灵受到极大染污。只要出身成分优越；只要死保共产党的统治秩序就有政治奖赏，这无疑使许多人良知泯灭，在行事时妄顾社会正义公理，为在共产党统治秩序中分得一份超常的利益而甘愿助纣为虐，丧失天良。

2、文革时期共产党所搞的政治迫害使一部分中国人人性泯灭。

文革之初由刘少奇、邓小平主导的第二次反右就迫使人们翻脸无情地去互相揭发、批判。这种冷酷惨剧不但发生在一般同事、同学之间，而且发生在朋友、亲戚之间、甚至发生在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接踵而来的红色恐怖运动的抄家狂潮中，更诱使、迫使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学生去斗争自己的父母亲，去带红卫兵抄自己的家。

文革几经反复后，终于在1968年夏秋以一场镇压收场，接着还有陆续三年的对前阶段造反民众的反复清算报复。在这不断的反复和持续的镇压中，共产党的镇压机器及其延伸物总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人们出于自保心理去伤害他人或互相伤害。在此暗无天日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人性遭到深度的扭曲毒化。

3、文革动荡的反复无常冶炼出一些中国人的寡廉鲜耻。

文革初期林彪被捧为副统帅，他被说成是中共革命的最大功臣，井冈山朱、毛会师被篡改为毛、林会师。每逢开会，会议在敬祝毛万寿无疆后，都要敬祝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可是，曾几何时，林彪非命死于蒙古沙漠后，又成为从来就专搞阴谋诡计的千古罪人。

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作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遭到严厉批判。1974年邓复出，仅一年后邓小平又被批判。1978年邓小平再度复出并成为执掌大权者。

江青曾是权势炙手可热的人物。可是十月事变后她成了臭狗屎一坨，被说成是一个心地偏狭、专门迫害无辜的无耻小人。

在这一连串的江河变幻中，中国练就出一批永远正确的人物。他们刚带领群众高声歌颂林彪，把反对林彪的民众打成反革命，甚至把这些民众判处死刑。不久，他们又带领群众去批判林彪；去声讨林彪的滔天罪行，却完全不须为自己前阶段的行为负责。更无丝毫的内疚自责。

他们曾带领群众去批判邓小平走资本主义的“白猫、黑猫”论、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可是后来毛让邓“重新站出来工作”，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表示坚决拥护。不久毛又要打倒邓，他们又一次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带领群众“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卖力地追查参加过“四五”运动的群众。当邓小平再次复出时，他们则“激动万分地”拥护党中央英明的决定，歌颂邓小平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此频繁地变脸，他们没有丝毫的为难。

他们曾对“江青同志”赞扬备至，肉麻地吹捧她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可是在江青倒台后，他们又用尽各种最挖苦的语言去讽刺、诅咒她。把江青贬辱成政治小丑似的恶妇。如此前恭后辱，他们丝毫不难为情。

这些人寡鲜廉耻、随风摆柳、政治人格极为低贱，绝对附和政治斗争中胜利的一方。没有正义、没有公理，只有依附强权，并从中获得或维持自己的权势、地位的心机。为此他们还不惜残酷镇压那些有政治主见，不像他们那样做变色龙的人们。

这种人在共产党的中央有；省市机关里有；各基层单位里更是比比皆是。他们是朝朝不倒的政治红人。他们总是正确、总是先进。但是，他们的心其实是最黑的、最无耻的。对中国社会的这一群体，不妨给他一个名称“黑心变色龙”。

三、邓小平转换阀门和“黑心变色龙”群体的示范驱动作用

政治迫害导致良知丧失、人性泯灭是共产党专制戕害下由来已久的产物，非始于文革。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都贯穿这种悲剧。甚至共产党的官员本身都会成为这种悲剧中的演员。例如赵紫阳先生抗战早期投身中共“革命”，全国土改时已官至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他在广东领导土改，而他的父辈却在家乡被暴力土改杀害。赵紫阳对此不敢置一词。而有的中共干部就是由于出面保自己的地主父辈遭到贬斥甚至严厉肃整。共党专制就是一贯这样以所谓党性来摧残人性。

这种在“忠实于革命事业”、“政治上要求进步”等冠冕堂皇的共产党行话包装下的是一颗极端自私冷酷的心。很多人都在这种阴森的精神毒化下变成了亲情泯灭的伪君子。只有很少数像赵紫阳先生那样的正直之士才能最终挣脱出来。

亲情本来是人性的基本。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能得到倒行逆施的当权者的接纳；能得到专制势力的豁免而不惜对自己的亲人下毒手，那就无可指望他对其他人还能友爱。当今中国大陆人与人之间冷漠乃至恶劣的人际关系跟共产党几十年来对中国人亲情的摧毁有着直接的承接关系。

然而，尽管共产党的由来以久的政治迫害是造成中国人良知泯灭的根本原因，但若要使这种泯灭表现为面积最大化的人心变坏则还需要另有契机。因为那种为自己消灾避祸、或为自己攀上高枝而不顾亲人之情、朋友之谊、同事之睦去加害之的作法，主要发生在政治运动之中，而政治并非一般人的第一需要。只有当某种啃噬人类良知的细菌无时无处不可以逞威时，换言之，只有当攫取经济利益的企图心无限制膨胀时，中国人的心才会发生面积最大化的变坏。

中国社会从政治迫害急速转向疯狂攫取经济利益的转换阀门是由邓小平开启的。

政治迫害不能毁掉一个社会，因为政治迫害必然会造就它的对立物--反政治迫害。苏共斯大林的政治迫害终究导出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非斯大林化。毛泽东的文革清洗和文革镇压，最终催生了丙辰清明天安门运动。共产党的历次政治运动尽管对中国人的良知有极大摧残，但良知终未泯灭。文革其实是一把双面刃，它既荼毒了一部分人的人性，也促使了一些人的觉醒。1978年底，刚从一场持续十二年的迫害中走出来的一代大龄青年，发动领导了波澜壮阔的民刊、民主墙运动，就是鲜明的例证。

然而，邓小平牌号的经济攫取欲则可以毁掉一个社会。因为它没有明确的界限。它不像政治迫害那样，先天就决定哪些人可以去迫害别人；哪些人注定要被迫害；哪些人摆动在两者之间。邓小平牌号的经济攫取是所有人都可以去进行的，它是可以促使所有人变疯狂的催情药。如果说在这种催情药下还有人没疯狂的话，那有可能只是催情药暂时还没发生药力而已。至于对这种催情药有抗体的人，那就真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了。

在同种催情药的作用下首先疯狂的是“黑心变色龙”群体。因为它们体内本来就具有“疯狂”的基因。从前他们曾疯狂地实施政治迫害，现在他们就要疯狂地攫取经济利益。邓小平开启了转换阀门，“黑心变色龙”阶层急剧变疯的速度令人目瞪口呆、瞠乎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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