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发动已过去了四十年。其结束按文革十年说是三十年前，按文革三年说更是三十七年前了。这是一代多将近两代人的时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沉淀，许多事实应该明朗；许多道理应该辩清。然而，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正如文革史专家宋永毅教授所指出的：“某些历史的真相却不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水落石出，相反是越来越云山雾罩，扑朔迷离，甚至在人们的记忆中面目全非。”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中共的又一杰作所至。今年五月，香港有线电视三位记者在纽约采访笔者。他们对笔者说，文革三十周年时，他们电视台到中国大陆去采访还比较顺畅，能采访到一些人。但这次四十周年就非常困难。他们感到困惑，为什么会这样？文革愈来愈久远，对研究它的控制应该是愈来愈松才符合常理呀？

   笔者对他们说，这一点都不奇怪。共产党在四十周年时比十年前控制得更严厉了是因为近几年的海外文革研究有了重大突破。这就是以宋永毅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海外学者对共产党的伪文革史作了重大的匡正。他们著书立说，以确确切切的事实指出文革中许多血腥暴力并不像共产党所宣传的那样是造反派所为，而是共产党的国家机器及其延伸物所为。并且，造反派和“黑五类”无辜民众往往是血腥暴力的牺牲者。这一研究成果戳破了中共的谎言，令其十分尴尬。另外，笔者和一些民间文革研究者作出了一个更令共产党恐惧恼恨的结论-在文革中存在着民众乘机而起的正义反抗运动。并进一步指出这个反抗运动与当今的维权运动从性质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面对我们据以事实的论说，共产党无法扼杀消弭，就只好在其统治力所及的中国大陆厉行钳制，禁止对文革作任何研究。那几位香港有线电视的记者到大陆采访一无所获，就是这种情势的具体表现之一。

   现今我们在海外，共产党专制鞭长莫及。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把文革史的研究向前推进。

   一、共产党对文革的处置术--变造历史和禁止研究

   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它利用被其滴水不漏地控制着的宣传机器变造历史，制造了许多以维护、巩固其政权为目的的谎言。由于戈培尔效应的存在，谎言有时会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以至谎言能虚幻成真实。从最近的事实来看，共产党已经通过它强大的宣传机器把一个民间气功团体抹黑为诱导修练者自焚的邪教。这一抹黑已在中国国内得到多数人的认同。稍远一些，共产党把八九民运抹黑为反革命暴乱。这一抹黑也甚有效果，以至有当今的大学生责问当年的大学生，你们为什么要发动暴乱，烧毁军车、打死解放军？如果把目光再投远些，还可知共产党扯了个弥天大谎。那就是日本侵华时，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国民党军队畏敌如虎、望风而逃、一溃千里，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全靠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艰苦奋战得来。至于近年来共产党默许有的学者出来对那谎言作部分修正，其缘由来自共产党对两岸政治牌局的考量而已。其中充满着耍弄权术的心机，并无匡正历史的诚意。

   检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编造的谎言连续剧中，规模最大且至今仍上演不衰的是对文化革命的评判。

   共产党说文化革命是一场大灾难，这个定论表面来看当然没错。但问题是这灾难是谁造成的？谁是这些灾难的主要承受者？造成这些灾难的人有没有受到惩罚和谴责？这场灾难中有没有民众对灾难的反抗？对这些问号，共产党采取了两个手段，一是变造历史，二是禁止研究。在变造了历史后再不许研究，这就可使文革记录以适合共产党政治需要的尺度存留下来。这样一来共产党的政治需要当然得到满足和保障，但历史就被篡改，公理就被践踏了。

   共产党在空洞地说了句文革是场民族大灾难后，把灾难的承受者说成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和文化界名人。民众所承受的万倍于此的灾难被抹去。继而，共产党说文革中的一切灾难都是林彪、“四人帮”及其走狗“造反派”造成的。至于具体怎样造成的，那就不必去细谈了。毛泽东虽有责任，那只是错误发动了这场政治运动而已。

   作为大灾难罪魁祸首的毛泽东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带过，是因为共产党担心对毛泽东的彻底批判会导致“非毛化”；会导致对共产党政权的批判和否定。

   把灾难祸水推到林彪、“四人帮”及其走狗“造反派”身上是为了使众多的在文革中镇压屠杀民众的共产党官僚和军头逃脱社会公理的审判和谴责。

   否定文革中有民众正义的反抗斗争，是为了不让这种斗争有再生的渊源和土壤。

   然而，若要实现这些目的，最重要的是对文革说词要掌握火候、点到为止。在变造历史把文革表述为一场大疯狂、大动乱，并把所有罪孽都扣到林彪、“四人帮”及其走狗“造反派”身上后，就立即叫停，厉行控制不允许再深究下去。因为只要对文革进行深入的研究，只要撰写据实直书的文革史，共产党及其保皇势力的种种罪行就会暴露；民众反抗运动的正义性也会显露出来。在共产党这一铁定国策的执行下，四十年过去了，中国虽有那么多享受着优越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历史研究者，却没有拿出一部文革史来。

   金春明、王年一等很能体会“圣上”心思，他们以个人行为写了适合当局需要的文革简史，其中略去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进程和重要的内容。然而，尽管如此，他们此行仍不受当局的鼓励，因为在当局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根本免谈文革。

   如果现实问题仅仅是共产党当局对文革的这种处置，那并不足为虑。问题的严重性是共产党的歪曲、抹黑已经产生了强大的戈培尔效应，以至许多人都听信了共产党当局对文化革命极为简单化的歪曲陈述和评判。文化革命将会以一段完全被扭曲了的历史留给国家、民族的后代；许许多多文革中大镇压、大屠杀的直接决策者、指挥者都将逃脱正义的审判，甚至还以好人的面目载入史册；文革中民众乘机而起的反抗运动则被彻底妖魔化，并被镇妖石压入十八层地狱。

   为匡正历史、留下一部真实的文革史给后代；为伸张社会正义、惩罚谴责灾难的制造者、褒扬正义的反抗者；为取得当今民众斗争的借鉴，一切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们都应冲破共产党编织的思想罗网，去深刻地研究文革、评判文革。

   四十个春秋过去。当年二十岁的小青年已届花甲。当年三十岁的大青年更是年届古稀。按中国男子的平均年龄这已近寿命的临界线。事实上，许多文革时期的青年人、中年人都已陆续故去。时不我待，再不抓紧，那就只能是留下一些文字纸片，让以后没有具体经历感受的人们只从故纸堆里去考证、研究文革了。

   或许有人认为，我们这些文革的经历者囿于个人感觉的局限性、观点的取向性、个人权益的所在性，而导致未必能客观、全面地评判一个规模庞杂的社会运动。我们姑且对这一评估的正确性暂不作判定，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一部客观陈述事实的文革史都没有，那叫后世之人如何去研究、评判文革呢？就依靠那些杂乱无章的油印物、印刷品吗？我们理应起码要作的是留下一部真实的文革史给后世。

   早在1971年恐怖的岁月里，笔者就开始暗中收集整理资料，着手撰写文革史。至1972年基本写成。但是，那部十三万字的篇幅，只是对全国三年文革进程作了个粗略的勾勒。一部可称为全国文革三年史的，恐怕起码要十倍于它的篇幅才可名以符实。而且，由于文革运动的走势、局势以省为单位。一省之内走势、局势大致相同。省与省之间有明显差别甚至很大差别。故全国文革史的修编又要以省级文革史作基础。现在，只有类似笔者这样的少数民间人士力所有限地撰写了未必有资格称之为文革史的著述，情况不能不令人深感忧虑。

   二、为什么缄默失语

   1972年，笔者暗中完成了十三万字的“文化革命简析”。时隔八年后，才有机会把它登载于油印民刊<人民之声>上。1996年笔者撰写了十五万字的“广州红旗派的兴亡”。意欲作广州文革简史。2005年，笔者再撰写了二十万字的“基层文革泥泞路”。首次从一个基层单位的视角来诠译文革运动。

   在这些史述的基础上，笔者从多角度、多层次来分析、评判文革。

   但是，笔者深感困惑不解的是，怎么是笔者来从事这项力不从心的工作。文革初期笔者身不由己地参加了保皇派组织，后来虽恢复自己的真实面目参加了造反派，但也只是一个普通成员。文革期间笔者的活动基本没有超出本单位。对社会上文革运动的走势、状况固然也了解，但终归不像一些头头人物那样对其中许多细节；对权势人物之间的互动和各种微妙的、变幻莫测的关系有切身的了解。从这个角度去考量，文革史轮不到笔者来写，换言之，笔者不具备为文革写史的条件和底蕴。故此，无论是<文化革命简析>还是<广州红旗派的兴亡>都只是对全国文革运动和广州文革运动作大致的概述而已。

   为什么文革中有影响的人们不出来写文革史、或详细的回忆录？首先明显的问题是处境。文革中采取保共产党统治秩序的人们(即文革保皇派) 明白自己当年的保皇行动固然给自己带来许多封赏利益，但他们那种以被镇压民众作垫脚石而摘下官方赏赐之果的行为是拿不出台面的，故他们不会去回忆什么。文革中采取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人们(即文革造反派) 大多被压在社会底层、受到监控。其中许多在遭受长期监禁后都去世了。侥幸存活者大多在种种压力下苟且挣扎在衣食无着的困境中，失去了以语言文字争道理的心理追求和实际能力。要他们去研究文革实在是强人所难。

   某些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保持缄默则另有隐情。前不久有报导说蒯大富等专注于其经济活动，对文革不愿谈及。蒯大富们不会因基本生活无着的压力而失语，但是他们曾与“江张集团”有瓜葛。这会是使之不愿谈及文革的重要原因。难以理解的则是像广州武传斌等那样的学生造反派领袖人物也采取了缄默。他们经济生活尚可，与“江张集团”并无瓜葛，亦不缺乏文字表述能力。为什么他们也免谈文革呢？这说明除了处境原因外还有其他原因。

   文革波涛汹涌时，成千上万的人出于种种原因都会卷入其中。为争利益(正当、非正当都有)、为争道理、甚至为争意气都会卷入其中。但是在文革早已成历史的今天，以一界布衣之身还要坚持研究、评判文革，动力何在呢？利益不存在、意气早已消失，剩下的就只是争道理一项。可是道理是软的。有这样的道理亦有那样的道理。留下真实的历史给后代是道理，但是做这些非但要花费时间精力，而且还会给自己招致麻烦何尝不是免谈文革的道理呢？文革是众人之事，自己曾有一份参与就有一份责任，这无疑是道理。可是反过来说：正是由于文革是大众之事，少我一人去陈述评判又有何妨，这何尝不是“道理”？各种正向、反向的道理都摆放在天平的两端，弃取因人而异。只有很少数像笔者这样的文革亲历者选择了不沉默。于是这就给自己的精神带来无可估量的负荷。

   笔者确是是力不从心的。但愿笔者锲而不舍的努力能触动比笔者更有资格、更有能力陈述文革的亲历者们出来抓紧生命已不富余的岁月，为这段历史画卷落下笔墨。我相信，只要有更多的人挺身而出，奋力拂去掩盖在事实真相上厚厚的历史灰尘，就一定能使共产党变造历史、践踏公理的卑劣目的无以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