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文从天而降

   议报243期刊登了署名“元旦”，题为“‘人民文革’不存在”一文。其作者称此文仅为“奏热闹”之作，但其实大谬不然。“人民文革”是否存在？笔者乐于听到不同的意见。但是，对只作结论、不讲道理、任意臧否的行文则不能认同。尤其不能容忍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二十多年来，这类文字充斥世间，极大地涂污着历史和思想。为给民族留下整洁一点的历史记录，笔者自感负有清扫之责。

   笔者不敢掉以轻心，凝重潜心拜读“不存在”一文。只是拜读之初已啼笑皆非。因为此文一开头就犯了跟早先一篇题为“‘人民文革’说驳难”的文章的同样错误。

   “驳难”一文将笔者着重指出的、不属“人民文革”的贵族红卫兵所搞的“红色恐怖运动”，说成是笔者录于笔下的“人民文革”内容，以此对笔者批评之。闹了出炮打影子的滑稽剧。现在“不存在”一文则在一开头就“录”了一段长达223个字符的段落，说这是笔者的文字，并以此作为批评笔者的根据。然而查笔者七十多万字的文革史论文章中，根本没有这段文字。这段从天而降的文字是否真如“元旦”先生所批评的那样，须另作理论。而一个明显的问题在于，“元旦”先生如此粗糙的工作，实在不是历史研究这一十分严肃的领域中应该发生的事情。建议“元旦”和所有一听到“人民文革论”就情绪激动，迫不急待要予以大批判的人们，在看清楚了笔者的文字再来下笔不迟。否则谬误层出，贻笑大方。至于“元旦”先生在炮打影子后还自以为驳论精巧，洋洋自得、语出嘲弄地说“刘国凯又准备为中国民众设计一个什么样的'鼻孔'，让大家跟着'自由'呼吸呢？”对此，笔者概以平常心情待之。

   二、不值得与之论理的“三论”

   笔者耐心细读“不存在”一文，发现这篇就历史研究领域而言的短文里，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大观点。兹罗列如下。

   一是专制统治者与人民合一论。“元旦”说：“然而谁都知道在这个历史事件中，人民是协从，不是能决定事件性质、色彩的主导因素。如果仅从参加者所占人口比例而言，毛泽东的文革就是‘人民文革’，而希特勒的纳粹就是‘人民纳粹’，斯大林的大清洗也是‘人民大清洗’，都是：朕即人民”。

   对“元旦”此论，我不禁要问：广州声势浩大的“五三绝食是胁从的吗？李一哲大字报运动是被胁从的吗？四五天安门运动是被胁从的吗？而且，按照“元旦”的逻辑还可得出以下许多结论：毛泽东的反右就是“人民的反右”；邓小平的六四大屠杀就是“人民的六四大屠杀”；当今共产党官僚的集体性贪污就是“人民的贪污”；共产党政权的制度性腐败就是“人民的腐败”。对这样的逻辑，这样的理论(如果还谈得上是理论的话)还有必要与之论理吗？不必要了！

   “元旦”第二大原则观点是反迫害无正义论。并以此作为“人民文革不存在”的重要理由。“元旦”说：“文革中的……反歧视、反迫害都是在承认'歧视''迫害，也就是承认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反对把自己作为对象，认为是搞错了。这样的反抗斗争不反对体制，客观上，反倒是确认了非民主的现行制度。”

   按照“元旦”的这个观点，就是，凡未作彻底反对中共体制、未作彻底民主诉求的反歧视反迫害行动都是丝毫不值得肯定。非但如此，甚至还应予以否定。因为它在“客观上，反倒是确认了非民主的现行制度。”

   笔者发现这是某些人士惯用的伎俩。即提出一个极高的标准去量度文革时期的群众反抗运动。若达不到，就气壮如牛地予以全盘否定之。按照他们的说法，1966年夏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们，和1967年早春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们都应甘之若饴，不要去诉求平反，否则就“是确认了非民主的现行制度”。想来“元旦”先生真是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我等凡夫俗子，在那个年代若被共产党地方官僚打成了“右派”、或被军区打成了“反革命”，只要有机会要求平反，我都是不会放过的。看来，以“元旦”之高瞻、以我等之短视，两者之间当毫无交集。因此，此项也不必作论理了。“元旦”以此论定“人民文革不存在”，他尽可去高奏凯歌、得胜回朝。

   “元旦”第三原则观点是杨曦光们的“红色资本家阶级'的说法，与毛泽东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主义者阶级'毫无二致，”

   好个“毫无二致”。提出如此原则性的观点当作应有的论述。可是“元旦”只是东扯西拉地讲两句，完全没有给予最低限度的论证。也好，“元旦”从简笔者也从简。那我就只请问“元旦”一句，照您说它们两者并无二致，那毛泽东应该是对杨曦光们欣赏有加，可为什么整个中共高层，从毛泽东到中央文革派，到周恩来派都一致将“红色资本家阶级论”视为洪水猛兽，而共同迅即予以严厉镇压呢？须知这镇压是在1968年初。那时离对造反派的整体镇压还有半年之久。请问“元旦”先生对此作何解释？

   三、究竟是谁无法无天暗无天日

   “元旦”说：“毛泽东……为了反对政敌，他开放了言论、结社等形式上的自由，却早已规定了方向和范围，目的在于达成更严密的专政以打造更完全的万岁天下。”这话没有错。可是却就此失声没有下文。因为你起码应交待毛的目的达到没有。如果没有达到，那就是“人民文革”在这历史的缝隙中得以破土了。笔者在所撰的七十万文革史论文章中，以充分事实说明毛的目的没有达到。而迫不急待要否定“人民文革”存在的“元旦”们完全回避了这一点，却又对笔者拿出来的事实根据视而不见，这无疑说明“元旦”们心虚、底气不足。

   “元旦”更惊人的语句接踵而至。他说“人民'解放的过了头，无法无天，对'敌人'压迫

   也就更沉重，暗无天日。大批判、大字报、大串联、大辩论，四大皆空，都是专制的手段。

   …….四大只造成了更加威压、排他和不容忍、不妥协的炎凉世态。事实上，造反派不过

   是混乱时期专政权利的补充和扩大，合法、非法的手段随便用，对民主的压制比常时的专政机构更严酷、更彻底。”

   看来“元旦”真是前言不搭后语了了。刚才还在说文革中“人民是胁从”，“不过是为了逃离奴隶的境遇去争取奴才的身份”这会儿又说“人民解放的过了头”。再往下看，就明白“元旦”为什么会语无伦次。那是源于对文革期间民众起来冲击共产党原有统治秩序的切齿痛恨。这种痛恨表现为方寸全乱的狂骂。这狂骂是共产党卫道者们典型情绪的宣泄。

   文革中有没有“无法无天、暗无天日”？当然有！要问：这“无法无天、暗无天日”是谁造成的？“元旦”说是人民！是“造反派……合法、非法的手段随便用”。我说：不对！不是人民，而是官方！

   1966年夏无法无天的“红色恐怖运动”是共产党官僚子弟红卫兵在共产党最高层的纵容默许下；在共产党基层警察机关的唆使引导下发生的。

   1967年暗无天日的早春镇反是全国各地共产党军方搞的。其中最血腥的事件是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屠杀数百名手无寸铁的造反派群众，其中许多死难者是十几岁的女学生。

   1967年夏季湖南道县大屠杀(其实这种大屠杀全国各地都有，只是其中绝大多数都被历史尘埃所湮没)是“贫下中农特别法庭”(文革时期典型的保皇派、共产党政权的延伸物)干的。

   1968年夏广西对“地富反坏”和造反派“四. 二二”的空前大屠杀，屠杀后还割肉挖心烹食，或就近抛入西江，致使大量尸体漂流千里到香港码头，是广西王韦国清指使广西军方和民兵(保皇派组成)干的。而共产党最高层毛、周、中央文革则默许韦国清干这无法无天、暗无天日的惊天暴行。

   ……

   可是人民呢？

   1966年秋冬，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都对“血统论”进行了某一程度的批判是无法无天暗无天日吗？

   1967年暮春，全国许多地方的造反派组织举行游行示威、静坐绝食，要求军方释放在早春镇反中被军方打成“反革命”逮捕入狱的战友是无法无天暗无天日吗？

   1966年冬到1968年初夏的一年多里，许多民众以大字报为武器披露共产党的许多黑幕；揭露许多共产党高官的腐化堕落；抨击军方的镇压行动，是无法无天暗无天日吗？

   1968年春夏之交，广州“支青”、“持证工人”等举行各种活动，要求官方履行承诺，恢复他们在广州应有的居住权利和工作权利是无法无天暗无天日吗？这一活动以“晓兵”绝食为亮点。而且这类活动在全国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着。

   ……

   四、中国大字报的千秋功罪

   “元旦”对以大字报为主干的“四大”严加伐挞。说它们“都是专制的手段”、“对民主的压制比常时的专政机构更严酷、更彻底。”自然，与“元旦”其它所有的高论一样，都是只下结论，而不作说理的。对“元旦”这种霸道文风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它与共产党左派文人的官方文革遗风同出一辙。在共产党铁掌捂盖的地方，只有共产党左派文人的任意臧否。被批判者毫无辩解回应的可能。只是而今在海外，共产党鞭长莫及。“元旦”的任意臧否、涂污历史就踢到了铁板。

   大字报仅为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谁都可以利用它。只是共产党利用它是短暂的、临时的。1957年毛记共产党蛊惑工农群众用大字报“揭露”、“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6年夏，刘记共产党操纵政治红牌子们用大字报把有政治缺陷者打成“右派分子”。但后来在共产党内斗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大字报则被民众用来抨击共产党官僚。并且此后大字报基本掌握在民众手中。与此相对的是，共产党此后再也不使用大字报了。无论是1967年早春镇反，还是1968年夏季大镇压，抑或文革结束后的“清理阶级队伍”(1969年)；“一打三反”(1970年)；“清查五一六”(1971年)共产党都不再使用大字报，而直接诉诸于赤裸裸的暴力镇压和屠杀。

   之所以如此是源于以下几个原因。一、共产党绝对掌握控制着舆论机器，实在不必使用大字报。二、大字报直接制作于民众之手。共产党只有在它觉得自己对民众有绝对控制力时--如1957年和1966年夏--才会让民众使用大字报，以服务其政治目的。三、文革之后，共产党对民众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并且每况愈下。而民众则使用大字报表达自己的诉求，对共产党多有不敬、不利。这使共产党从不使用大字报到视大字报为洪水猛兽。

   林彪事件公诸世后，连续三年的政治清算迫害狂潮稍退。民众又普遍拿起了大字报这个武器。1974年影响深远的广州李一哲大字报运动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在出版权被剥夺的年代，大字报成为表达民众意愿的唯一方式。但是，到邓小平自感坐稳了江山后，他对人民大字报再也不予容忍。他悍然宣布大字报非法，铁腕扼杀民主墙。民众最后的一点表达意见的民主权利至此被彻底剥夺。一部中国大字报的兴衰史记载着中国当代史的种种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