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笔者暗中完成了十三万字的“文化革命简析”。时隔八年后，才有机会把它登载于油印民刊<人民之声>上。1996年笔者撰写了十五万字的“广州红旗派的兴亡”。意欲作广州文革简史。2005年，笔者再撰写了二十万字的“基层文革泥泞路”。首次从一个基层单位的视角来诠译文革运动。

   在这些史述的基础上，笔者从多角度、多层次来分析、评判文革。

   但是，笔者深感困惑不解的是，怎么是笔者来从事这项力不从心的工作。文革初期笔者身不由己地参加了保皇派组织，后来虽恢复自己的真实面目参加了造反派，但也只是一个普通成员。文革期间笔者的活动基本没有超出本单位。对社会上文革运动的走势、状况固然也了解，但终归不像一些头头人物那样对其中许多细节；对权势人物之间的互动和各种微妙的、变幻莫测的关系有切身的了解。从这个角度去考量，笔者不具备为文革写史的条件和底蕴。故此，无论是<文化革命简析>还是<广州红旗派的兴亡>都只是对全国文革运动和广州文革运动作大致的概述而已。

   为什么文革中有影响的人们不出来写文革史、或详细的回忆录？首先明显的问题是处境。文革中采取保共产党统治秩序的人们(即文革保皇派) 明白自己当年的保皇行动固然给自己带来许多封赏利益，但他们那种以被镇压民众作垫脚石而摘下官方赏赐之果的行为是拿不出台面的，故他们不会去回忆什么。文革中采取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人们(即文革造反派) 大多被压在社会底层、受到监控。其中许多在遭受长期监禁后都去世了。侥幸存活者大多在种种压力下苟且挣扎在衣食无着的困境中，失去了以语言文字争道理的心理追求和实际能力。要他们去研究文革实在是强人所难。

   某些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保持缄默则另有隐情。前不久有报导说蒯大富等专注于其经济活动，对文革不愿谈及。蒯大富们不会因基本生活无着的压力而失语，但是他们曾与“江张集团”有瓜葛。这会是使之不愿谈及文革的重要原因。难以理解的则是像广州武传斌等那样的学生造反派领袖人物也采取了缄默。他们经济生活尚可，与“江张集团”并无瓜葛，亦不缺乏文字表述能力。为什么他们也免谈文革呢？这说明除了处境原因外还有其他原因。

   文革波涛汹涌时，成千上万的人出于种种原因都会卷入其中。为争利益(正当、非正当都有)、为争道理、甚至为争意气都会卷入其中。但是在文革早已成历史的今天，以一界布衣之身还要坚持研究、评判文革，动力何在呢？利益不存在、意气早已消失，剩下的就只是争道理一项。可是道理是软的。有这样的道理亦有那样的道理。留下真实的历史给后代是道理，但是做这些非但要花费时间精力，而且还会给自己招致麻烦何尝不是免谈文革的道理呢？文革是众人之事，自己曾有一份参与就有一份责任，这无疑是道理。可是反过来说：正是由于文革是大众之事，少我一人去陈述评判又有何妨，这何尝不是“道理”？各种正向、反向的道理都摆放在天平的两端，弃取因人而异。只有很少数像笔者这样的文革亲历者选择了不沉默。于是这就给自己的精神带来无可估量的负荷。

   笔者确是是力不从心的。但愿笔者锲而不舍的努力能触动比笔者更有资格、更有能力陈述文革的亲历者们出来抓紧生命已不富余的岁月，为这段历史画卷落下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