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某些网络杂志上看见过署名张鹤慈者的抨击“人民文革”论的文章。因为那些文章思绪凌乱破碎、行文东扯西拉，根本无从与之作有质量的探讨，且又是在网络上浏览到的，故姑妄视之。没想到此次这位作者到<北春>来了，而且开篇就掷地有声地断言“人民文革”论者“第二种是想借美化文革，给自己的头上加个光环，这种人让人感到困惑和滑稽；第三种是借美化文革，鼓吹在今天再来一次文革，这种人让人感到难以理解和愤怒。”

   张姓作者已不单是在抨击“人民文革”论的本身，而是要诛心，要揭露“人民文革”论者的动机，并且对“这种人”(即人民文革论者) “感到困惑和滑稽；……感到难以理解和愤怒。”

   笔者并不认为探究动机(即俗称的“诛心”) 一定不对。但是你要“诛心”，起码也应该在把对方的观点驳倒之后；在力证了对方观点实属荒诞之后，再来“诛心”，再来探究对方搞出如此荒谬观点的动机是什么。哪有像张鹤慈者那样一上来就诛心的。据说张鹤慈者年在花甲古稀之间。这更令人啧啧称奇。稀罕世间竟有经历如此之深，心气却仍如此浮躁者。至于张鹤慈者大搞诛心，指陈笔者持“人民文革”论是要“给自己头上加个光环”，对此笔者不拟作任何辩解。他要诛心就让他诛个够。

   张文字里行间怒火四窜。张姓作者当然有怒发冲冠的权利。不过在发怒之前最好把情况弄清楚。否则，常发无名之火非但不是正常人的应有之道，而且伤害无辜更有悖天理。

   张鹤慈者给“人民文革”论扣下一个重大罪名，谓之“对文革翻案”。请问张鹤慈者，我们什么时候“对文革翻案”了？我们不是早就在、而且一直在揭露、抨击毛泽东和共产党官僚、军头在文革期间对民众搞的那些阴谋、镇压、屠杀吗？我们把这些“阴谋、镇压、屠杀”称之为“官方文革”。我们跟张鹤慈者不同的是，我们不像张鹤慈者那样随着共产党的指挥棒起舞，去合唱“造反派是林彪、‘四人帮’的走狗”。我们在揭露抨击官方文革之后，把文革期间民众乘机而起的反抗斗争(人民文革)梳理出来给予应有的正面评价。这是澄清重大历史事实；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是对共产党把它所制造的灾难栽赃到民众身上的作法的揭露和反击。这怎么是对整个文革进行翻案呢？张鹤慈者此言要么是根本没有弄清别人的意思就妄下结论、乱扣帽子；要么是蓄意诬陷诋毁。

   张鹤慈者在其文中罗列了大量数字以说明文革中发生的惨祸。莫名其妙！张鹤慈者是要以此驳倒“人民文革”论吗？张鹤慈者罗列的这些惨祸不正是官方文革所为，不正是我们一直在揭露抨击的吗？张鹤慈者用“官方文革”的罪恶来论证民众有罪，这说轻了是牛头不对马嘴，说重了是栽赃的典型之作。

   张文引用的数字中有250万干部被批斗、11万干部非正常死亡。我要告诉张鹤慈者，这里的“干部”绝大多数并非当权派，而系属于干部编制的人。其中大部分是“解放” 初期被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笔者父母就属此类。笔者父母都在文革期间两度被官方文革围攻、批斗。母亲被迫跳珠江自杀。像笔者父母这样悲惨遭遇的旧知识分子比比皆是。

   另外，这些数字中的极少部分属于当权派。是正儿八经的共产党干部。这些当权派在文革前十七年中一贯整人，文革初期又在第二次反右中迫害无辜。后来毛说第二次反右是资反线，可以批判之，群众藉此起来批判当权派有什么不对？难道就只许这些共产党干部整人，就不许群众乘机起来对他们大声吼几句吗？当然对当权派吼过的群众后来都遭到报复清算。批判资反线时，我父母像当时大多数在文革初期第二次反右中挨整的人那样都加入了造反派，做个普通成员。后来到1968年8月再次镇压时，我父母被再次打成反革命。母亲挨不住批斗，跳何自杀。这段历史张鹤慈者知道吗？

   张鹤慈者说：“我们现在祇谈一个问题，文革造反，对专制的主要工具户籍制度，是否有所冲击？户籍制度是共产党奴役人民的主要手段。文革不管乱到了什么地步。户籍制度是依然不动。”张鹤慈者以此论定文革中的民众反抗运动没有意义。这种说法一点也不稀奇，类似论调早已唱烂。因为反“人民文革”论者早就以“人民文革”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人民文革”不能建立民主政治云云而否定之。这种论调的核心是，只要一个社会运动的矛头不是直指共产党制度，不是以彻底的民主政治作诉求，它都要予以全盘否定。对此类论调笔者早已给予反驳，实在不想作无休止的重复。

   张鹤慈者还说：“我记得在我 13 ， 14 岁时，看到的匈牙利事件，人民是冲击警察局，监狱，档案馆。人们争先恐后的抢自己的档案，记得一个人看到自己的档案后，大笑：“他们居然说我积极！”在这里才可以说是人民运动。”

   告诉张鹤慈者，“人民文革”就有冲击警察局、(共产党叫公安局) 监狱、档案馆(共产党叫机要室)。至于冲进各单位组织部、党委办公室，打烂文件柜查找抢出黑材料更是普遍现象。这些正义行动为共产党深恶痛绝几十年，称之为“打砸抢”。

   这是一个超级怪圈。张鹤慈这类人一方面跟着共产党大骂“造反派”“打砸抢”；一方面对文革中“打砸抢”的实际内容闭眼不看；一方面又对与文革中“打砸抢”性质和形式类似的1957年匈牙利打砸抢推崇备至。他们一天不从这个怪圈里爬出来，就一天不能建立正常的思维。

   对张鹤慈者还有的一些语句实在不必一一反驳了。因为那都无非是自话自说，无休止地炒冷饭。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有段针对此种现象的文字，兹录于此：

   “本来，对历史问题进行研讨；对观点进行商榷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可是，细读近期的一些反驳‘人民文革’文章，不难发现它们都不是在作严肃郑重的讨论，而是在发泄一种情绪。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讲史实而轻率地妄下结论。除了下笔之心气浮躁、思绪混乱；行文之不着边际、杂乱无章外，文章的作者们大都是自话自说，并不能对“人民文革”作出针对性评判。稍微能谈得上是观点的，如“反官僚不反体制毫无意义”论、“专制统治者与人民合一”论、“专制政权下反迫害无正义”论等等其实都不堪一驳。在较正常的驳论不能达其目的后，文章作者常求助于胡搅蛮缠的诡辩。如笔者明明在鞭笞伐挞官方文革，肯定人民文革，而那些文章的作者们在罗列官方文革的种种劣迹后，再突然气势汹汹地转过头来责问笔者，这样的文革你还再要搞一次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张鹤慈们总要把中共官方的罪孽强加到民众的身上？为什么总是要把对中共官方的憎恨发泄到民众身上？张鹤慈们引用了民主烈士林昭所言：“人民在公厕里！此外更无人民的气可言！”坦率地说，尽管我万分尊重林昭烈士，但却不理解林昭此言。如果说在中共政权的统治之下无人民可言，那么这种判断无论是出自何人之口我都不会赞同。现在张鹤慈们首先判定在中共统治的社会里无人民可言，继而判定文革中无人民乘机而起的反抗运动。对这种极端肤浅武断的谬论我除了感到万分的愤慨外，实在连反驳的冲动都没有，因为它毫无理论价值。

   文革中有民众的正义反抗运动，犹如鲁迅比喻一盆污水中有孩子。在泼污水时要把孩子捡出来。捡出孩子并没有说那不是一盆污水，并没有说不该把污水泼掉。捡出孩子更非为污水“翻案”，更非说污水有孩子性。张文初说“人民文革”论者为整个文革翻案，张文结尾又说“人民文革”论要证明整个文革有人民性，这些都是典型的诬蔑不实之词。

   在此笔者想借此机会给朋友们再讲几句。但不是对张鹤慈们说。因为笔者已观察到张鹤慈这类人一听到“人民文革”几个字就跳，根本不看别人的文章，根本不听别人所言。其偏执之狂无可沟通，不可理喻。他要“愤怒”，就让他“愤怒”去吧！

   笔者在许多文章中都一再说明，文革期间(1966年11月到1968年7月)的造反运动和造反派组织并不等于文革期间的民众反抗运动-人民文革。只有文革造反中的那部分属于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应有权益的活动内容才应纳入人民文革的范畴。具体内容已另文有专述不赘。

   人民文革有两大特点，一是它的策略性，二是它表现形式的非暴力性。

   策略性是它运行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之内。人民文革的主体部分虽冲击了共产党的统治秩序，却没有冲击它的根本体制。这是它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它的策略性，和得以扩张到很大规模的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利用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嫌隙，利用了毛和地方官僚的矛盾；利用了毛和各地军方的不配合去反政治迫害，去争取平反。这种策略是值得今时民主斗争、维权斗争所借鉴的。

   人民文革斗争形式是集会、游行示威、集体绝食、在军区大院外静坐，要求对话等等。这些非暴力抗争的斗争形式也是非常有借鉴价值的。它甚至就是当今维权斗争的主要形式，也会是今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主要形式。

   存在与1966年11月至1968年7月的人民文革，系由官方文革引发。换言之，是乘毛利用群众运动斗倒他的权力争夺者之机而发。(毛利用人民，人民利用毛) 现今，共产党经过沉痛的反思，再也不会作发动群众运动来“自下而上揭发自己阴暗面”的蠢事。换言之，共产党的首领再也不会作为了清除权力争夺者，而发动群众运动，借助群众力量的蠢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原版的人民文革再也不会发生了。

   但是，今天民众的觉悟水平已大大提高。无论是维权斗争还是民主斗争都不需要由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引发。它是自主的、自为的。然而，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发生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的人民文革，无论是其策略性(在共产党的政治架构内，利用共产党的内部矛盾和不协调)，还是斗争形式(非暴力抗争)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此文于2006年08月14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