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九日夜十点，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到达巴黎。第二天一早先去火车站买到柏林的车票。(我们的飞机票是美国到柏林的双程票)火车票价要两百几十欧元。刘国凯提出，是否到汽车站看看。根据从瑞典一路南下的经验，汽车票价远比火车便宜。果然，汽车评\票价不足一百欧元。搞定了到柏林车票，我们开始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

    在早晨离开旅店时就问过旅店柜台员：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答复是：“什么法国社会党？法国社会党是干什么的？”我们愕然。有没有搞错呀？法国社会党是个什么都不知道？不关心政治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呀！算了，不要再多问了，走吧！

   在搞定车票问题，正式进入寻找程序后，我们才知道情况十分不妙。

   首先是语言问题。在旅店时，柜台员是用英语跟我们沟通。但后来我们在外面向人询问时，无一人用英语作答。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这使我们悟出，旅店柜台员是要作生意，职业需要，故肯用英语。而其他人则一律固执用他们的民族语言--法语。

    在德国、瑞典、丹麦、荷兰，我们基本没有碰到语言困扰。虽然这些国家的人们英语未必很好，但也大都粗通，双方磨合一下，还是基本可以沟通的。

   世界五大语系中(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南岛语系、阿尔泰语系、闪含语系) 操印欧语系的民族人数最多，文化水平也最高。印欧语系又分五大语族：日耳曼语族、罗马语族、斯拉夫语族、印度语族、伊朗语族。德国、瑞典、丹麦、荷兰等许多欧洲国家与英国均属日耳曼语族。同一语族中互相学习对方语言并不很困难。这就像汉藏语系中的汉语语族里，北方语支的汉族人去学习吴越语支、南粤语支，断不致像学藏缅语族那么困难，更不消说没有学其他语系的语言那么困难了。同样道理，德国、瑞典、丹麦、荷兰等国的人学英语确实会比系属罗曼语族的法国人要容易些。

   可是，这还是不能解释法国人的英语水平为何如此之“低”。法国人学英语总不会比中国人学英语更困难吧？须知法国与英国不但同在欧洲，而且是近邻，两国语言毕竟又同属印欧语系，法国的国民教育水平也相当之高。

    困惑中刘国凯突然省悟道：“我们怎么会忽略这么一个重要问题。其实我早听说过法国人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热爱本民族语言。非特别必要，他们是拒绝讲英语的。而且据说从文法上来看法语比英语更严谨。为防歧义，有些国际条约文件都附有法文本。”

    此行的英语翻译，担任中国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一职的周延风也说：“是，不要说在这里，加拿大的法语区的魁北克还一直在闹独立哩。”

   法国与英国在历史上就是一对欢喜冤家。两国皇族之间渊源不断却又征战不休，以至公元十四至十五世纪时打了一场天昏地暗的百年战争。圣女贞德就是1428年法英战争中的法国女民族英雄。英国、法国都有自己引以为自傲的遗产。你有莎士比亚、瓦特、克伦威尔，我也有巴尔扎克、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多少年来我们都是般长般高的。凭什么你英语当今就风靡天下，我法语就龟缩一角？好，就算你英语在其他地方不可一世，但在我们法国，没门！你英语一边凉着去吧！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次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访法代表团就作了池鱼。

    怎么办呢？问一般人是毫无结果的，刘因全提议，得找政府部门的人问问看如何？由于看到街上有东亚面孔的人。刘国凯说：“我们且假定那是中国人，用中国话问他们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如答不知，就问巴黎市政府在哪里？总不会不知市政府在哪里吧。”这个主意倒还有点效，我们藉此找到了巴黎市政府。嘿，这下有救了。市政府的人总会知道法国社会党总部何在吧！而且他们总肯对我们讲英语吧？

   可是市府前(其实那是否真的是市府我们亦不敢肯定) 有两个警察把守，不让我们进去。无奈，离开那里左右徘徊中发现一侧门有人鱼贯而入，只须检查提包。我们随着人群成功地混入。这下好了，一定能问得着了。

    但是，高兴得太早。进去一间办公室恭谨发问，得到的亦是法语回答，不知所云。旁边一个中国妇女听到我们对话就说，这里是办理领取企业执照的机关，你们提的问题他们不一定知道。你们找法国社会党总部可以到中国大使馆去问。我们说谢谢！当然我们不会去那里自讨没趣和自投罗网。

   走出这栋办公楼后我们在院子里倘佯。又问了两个人，没有答案。我们不知该如何是好。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我们的心在一寸一寸地往下沉。今天是最后机会。明天一早就要回程。难道这次真的连法国社会党也会见不成了？唉！法国社会党总部，你究竟在哪里啊！

    徘徊中就要走出那个侧门时，刘国凯说：“不可以出去。要问还是在这里找人问，这里的人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毕竟高些，若到外边随机地问过路人，经验已告诉我们，那样效果是很低的。”说着，刘国凯看到一位服装很讲究的约五十多岁的西装革履者从办公室走出来。刘国凯立即建议周延风去问他。这一问彻底改变了代表团的命运。这是我们碰到的唯一愿意用英语跟我们对话的法国人，而且他告诉了我们法国社会党总部所在地址。并把地址写在纸上。我们问他步行要多久？他说大约半个钟头。我们欢天喜地地离开了那个院子，开始了新的“征程”。

    按著他指的大致方向，我们直奔而去。为了不至走弯路，我们不停地问人。这次语言只是辅助物，关键是出示那张写有地址的纸，被问的法国人说什么已不重要，只要他肯用手指指方位就行了，而这是没有问题的。大约用了四十多分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当看到那位于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中一栋普通的三层楼房，楼房前的院子里挂有一幅巨大的宣传画时，我们不由得一阵激动。嗨，法国社会党总部，我们总算找到你了！因为那福巨画上写着法国社会党要争取2007选举的胜利。我们不懂法语，但只须从英语去猜亦大致无误。

    这次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的坎坷全因刘国凯的头脑中共产党文化流毒太深而至。其实在赴欧之前，刘国凯的助手与法国社会党进行过很多联系。要预先得到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根本不是问题。“业余闹革命”的极端忙碌不能成为理由，关键在于刘国凯潜意识深处认为，只要问巴黎任何一个市民都会知道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专制制度的刘国凯其实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识。他从北京任何一个市民、中国任何一个省会的市民、任何一个县城的市民，都会知道党中央、省委、县委在哪里，而潜在地推想巴黎的任何一个市民都会知道法国社会党总部在哪里。因为法国社会党在八、九十年代曾连续十四年执政。1995年后虽失去总统职位，但在国会中仍保持强大影响力，总理一职亦曾继续在社会党人手中。如此之大的政治能量理应人人皆知。但是他忽略了，民主国家中的执政党与专制国家中的执政党，不但有原则的政治理念区别，其在民众心目中也有迥然不同地位。专制主义的党，党和社会公权力是合一的。民主制度下的党与社会公权力是分离的。中国共产党是绝对权力的象征，是绝对正确，丝毫不可反对的神圣。而民主社会中的政党是什么？那只不过是一群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所组成的社团而已。如果竞选胜利了，它可以执掌政权。但它随时都会在竞选中失败，而回到社团的地位上去。民众只是需要知道各级、各部门的政府机构在哪里就行了？因为要办理某些事情需要去找这些部门，而根本不必要知道某个党的总部在哪里。某个党竞选胜利了，有事就找相应的这个党组成的或领导的政府部门。而不需要找这个党的党部。如果某个党竞选失败了，那就更不必理会它了。这和固定垄断社会公权力，不容丝毫染指、觊觎的中国共产党何止天渊之别。

    另外，从实体硬件上来看。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党部--中国俗称党委员会--大楼是多么巍峨辉煌。这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物化象征。那大楼的宏伟也是市民知其所在的物质原因。对比一下法国社会党的总部，就那么一栋不起眼的楼房，更没有什么警卫之类。要不说，你就算从它门口经过也不会感觉到的。

    寻找法国社会党总部的喜剧给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上了生动的民主一课。也促使自以为懂得了民主的他们，尤其是身为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刘国凯，痛感自己脑海深处其实还埋藏着许多共产党文化的垃圾。清除这些垃圾是更有效地推进中国民主事业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