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集：对天安门“扭送”事件的另类思索--“勇士”亦应反思

“天安门三勇士”所遭受的巨大苦难，以及当年学运领袖事后的“遗忘”，并在其有能力给深陷苦难者施援时却表现淡漠，这就使人们对其甚有微词。本来这义愤若主要是针对那“遗忘”和淡漠而发，当是很可理解的，但是，如果这义愤不加控制，发展为对学运领袖的全面否定那就流入偏颇了。(若某些学运领袖因后来其它一些缘由被全面否定则作别论)

倘若历史地、以当时当地的政治生态为基础探讨问题--而不是以当今的或臆想的政治生态为基础去探讨问题--那么可以判定，当年的学运领袖群决定对“涂污”事件采取否定势态是正常的、必须的。问题在于他们不应“防卫过当”。合适的处理度是，将“三勇士”“验明正身”后，对外界宣布，甚至可以通告官方。此三人系刚从湖南来京人士，其行为与我学运无关。我学运不赞成其行为。并将尽我学运所力将其隔于学运绝食区之外云云。

可是，学运领袖没有这么做，而是把他们“扭送”了。这一“过当”的做法，再加上事后的“遗忘”和淡漠使人们对他们的批评无形中有所加码升级。

其实，学运领袖最应受到批评的是事后的“遗忘”和淡漠。而“扭送”之“过当”则亦应稍予原谅。因为“涂污”事件是发生于1989，而不是1979，更不是1969。如果是1969，涂污者必判十个死刑。二十年过去，足足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之舟在民众鲜血的推动下，毕竟向前缓慢运进些许。“涂污”毛像不至被处决。而且，当时大局未定。学运并不预测十多天后即有血腥屠城。如果八九民运不以此惨烈的方式收场，“涂污”事件的结局或许会大相径庭。换言之，学运领袖实施“扭送”时并没想到被“扭送”者会将就此深陷十几年大狱。

当然，这并不能作为“扭送”的理由。

当人们大多将追究的目光投在学运领袖身上时，我却有可能触犯众怒地呼吁“勇士”们亦须进行反思。

在一场旨在变革的社会大波中，缓进和激进如何把持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缓进貌似保守，但它却可积蛙步至千里，而激进稍有不慎则会功亏一篑。八九民运的基调不是直言终结中共的一党执政，而是诉求改革中共一党执政。使这执政变得清正廉洁些，在这执政中增加民主成分，清除顽固反动势力，并在此基础上再相机推动全面民主化。应该说，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这一基调是正确的。

“天安门三勇士”的行动显然偏离了这个基调。“涂污”毛像是一个勇敢却不无鲁莽的行动。在当时的政治气围下，其作用是负值。表面上看起来它把气氛推高，有正值作用。但实际上这一推高恰恰是增添了广场上不应有的激进成分，并且这一增添并不以他们被“扭送”而消除。

毛搞文革清洗使邓小平、陈云、彭真等一大帮老人党对之切齿痛恨。但他们将仇恨深藏。因为他们心中有数，毛与他们实则一丘之貉。毛是他们政权的象征。故此，涂污毛像无疑被他们视为挑战其政权的标准“反革命”行动。“天安门三勇士”的行动亦无疑把一个艰难而尖锐的抉择推到学运的面前。

但是“天安门三勇士”无论如何是不应受到责备的，这是因为他们遭受了共产党监狱的残酷折磨。可是，如果排除这一点，为什么不应呼吁他们，以及所有潜在的“勇士”反思呢？

对社会变革仅抱以满腔热忱是不够的。好钢应用在刀刃上。工程讲究压力角。压力角愈大作用力愈小，大至九十度时不能做功。文学词汇上有“揠苗助长”、“欲速不达”之说，它告诉人们办事不可不讲策略、不讲成效地一味向前冲。湖南三义士千里迢迢来到京都，投入浩浩民主洪流，其诚可嘉、其志可敬。但为什么不考虑得成熟些，以更有实效的方式为八九民运出一分力呢？起码不要去做那貌似气吞山河，实则躁动鲁莽的举动。既于八九民运无益，又徒然招致十几年的牢狱之灾。

或曰，以三勇士之血性刚勇，即使无“扭送”一幕，亦可能牺牲在长安街头。这固然亦有可能，但却是另话了。

八九学运最大的失策远不仅限“扭送”一节。其过于强调学运的纯洁独立，既排斥社会民众，也拒与党内改革派联手，还采取与自己实力不相称的强硬方式，以至势成骑虎、进退失据，在邓记共产党的残酷镇压面前一筹莫展、一溃千里。说来这实在是一个放大了千百倍的“涂污”事件。一些学运领袖对“扭送”悲剧的“遗忘”和淡漠，与他们日后人生道路的别有花枝是有内在逻辑的。其兴也疾、其衰也速。或本来就缺乏厚重的思想沉积，故尔后化作一现之昙花亦在情理之中。

只是，无论是全局走势还是个人举措，要操纵得当并非易事。笔者所言有可能被讥为纸上谈兵。然而，事后诸葛其实乃有总结经验汲取教益的作用，对前者它为“事后”，对未来则为“先知”。有民主老战士感叹，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传递链因种种原因常呈断裂，以至许多经验教益不能承传，致使类似的错误缺失一再重犯。笔者亦有同感。闻“天安门三勇士”终究都步出黑牢，欣喜之余感慨多端，未经深思熟虑，写出以上疏浅文字，忐忑而供海内外有心人士参考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