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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大会上与我有关的一些情况--不得不作的澄清 前天武振荣在给我的一个回贴上说:过去民运队伍中你是以"温柔笃厚"见长的,这一点我承认,但是好象是从柏林"文革讨论会"后,你的情绪似乎有一点急,所以语言上就失去出了往日那一番和风细雨的景象。
我看了他这段话心里有点奇怪。柏林会议后我怎么了?柏林会议本身又怎么了?只是这些疑问很快淹没在忙碌的海洋中。
昨天王希哲又在给我的一个回贴中说:“你在欧洲会上受到了一些不公正待遇和围攻,是否因此至今还带了点生气?”这下使我如梦初醒了。原来我自己已基本淡忘的事情,其实在外界已有许多传言。我想,我个人倒无所谓,给柏林会议的举办人带来困扰则不好。与其传言多多,倒不如我自己来讲个清楚。
柏林会议我本不打算参加。我说如果有文革内容我会参加。当时居间联络的是民阵美国的姚勇战。手机有时可免费,故他与我联络较多。我原得到的信息是,文革研讨会,我是主讲人。
5月17号下午我到达柏林,发现18日议程表是文革圆桌会议。我有些奇怪?怎么不是研讨会了?圆桌会议,大家围在一起作即兴发言吗?我问汪岷,汪岷说等我今晚问问会务组。问薛伟,薛伟说:你若发言时间不够,我就不讲了。把我的发言时间让给你。
18日晨,会议由彭小明主持。他说虽是圆桌会议,但文革议题很大,总得有个起头人。刘国凯先生对文革研究较多,是否先由他发言,而且多给他些时间。
此说立即遭到茉莉的坚决反对。指责这种做法是特权。彭小明不同意,认为这不算特权。在一片哄哄之中,彭小明说那就表决吧。看多数人认为应该给刘国凯先生多少分钟?
这表决并不是投票,而是用声音表达。有点像股票交易市场,茉莉率先提出给3分钟,引来一阵哄笑。接着10分钟、15分钟、20分钟、25分钟都有。丹麦的萧红和他附近的几个声音都提出25分钟。坐在茉莉附近的张菁提出17分钟。由于这是女声,又是个很特殊的数目,故我记住了。茉莉在这种情况下也主动调升了她的标准。她提议给5分钟。最后彭小明的决定是15分钟。从当时会场上的情况来看,彭小明的处置是公正的。
至于说我受到围攻,我也没有感觉。因为,我记得同意和基本同意“人民文革”论的朋友明显多于反对的。陈尔晋、孙丰、、潘晴、萧红均有明确意见。
另外,袁红兵说,文革期间有没有自由人性的反抗运动?当然有。只是它是否叫人民文革,可以研究。文立说:刘国凯的说法只要改个名称,其内容是一点问题问题都没有的。费良勇说文革时期当然有民众的反抗运动,只是以叫文革时期的维权运动为妥。这几位朋友代表了一类思想。即事实判断上与我们无异。价值判断也基本相同。只是感到“人民文革” 的提法可能不妥当。
希哲,你可记得。9年前你来纽约时我跟你讲“人民文革”提法可能被质疑,被挑剔。还是用我的文革人民线索论为好。9年后,我放弃了文革人民线索之说,而采用你和郑义的“人民文革”提法,我早已预见到这些。但我决不后悔。我认为在文革时期民众的反抗运动被极度抹黑、歪曲、涂污的今天,就是要用政治意味浓一些的“人民文革”,而不用学术意味的“文革人民线索”。
其他还有些较年青的朋友如张菁、张钢提出一些疑问。他们没有经历文革,有这些疑问不奇怪,我们有责任向年青一代作解释。
持反对意见的跟我们在网上看到的类似。不摆事实,只下结论。非插话式,而有陈述观点的有两人:康正果、茉莉。(冯国将、黄翔以插话表达了反对人民文革的意见)
康正果发言时,我被德国之声记者叫出去采访去了。对他的发言没有全面了解。回来后只是听见他再三说:刘国凯的文革研究带有淡淡的红色。对此,我不知他所指是什么。会后有朋友告诉我。康正果反对“人民文革”的意向是明确的。但是不知他讲来讲去讲些什么。而我奇怪的是,康正果并没有为会议提交论文,怎么会被安排讲长达二十多分钟?
在反对人民文革论的发言中茉莉亦率先而出。她的发言极为语出惊人。一上来就给我扣上大帽子说“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论是一个伪理论带来一个伪结论。因为文革期间根本没有什么人民的反抗运动……”茉莉发言完后,彭小明安排我作答。作答其实也只5分钟。我加快语言节奏,利用这宝贵的5分钟讲了1966年12月全国性的临时工、会同工争取应有权益的风潮。讲到1968年春季广州持证工人运动和工读600运动。
只几分钟时间就使听众豁然明白许多。扣给我的的大帽子瞬时失去了重量。
对于文革的评判,只要有讲事实、讲道理的场合和机会,我们的观点是经得起考验的。希哲、振荣,你们看看独立评论上那些临时制造出来的网名吧,他们不但不讲事实、不讲道理,而且已专以挖苦、讥讽、嘲弄、甚至谩骂来逞威。
茉莉后来有个发言。她而转认同文革中有民众乘机的反抗运动。但她认为那其实很小。是个包括在文化革命的大圈圈中的小圈圈。而刘国凯硬要把这个小圈圈拿出来,另成一个体系,因而也是荒谬的。
茉莉作的是个比喻,我想用另一个比喻,朋友们看是否贴切些。文革运动如同两条绳子绞在一起。一条是官方文革、一条是人民文革。为了更好地清晰地洞悉它、研究它、评判它,有必要把绞合在一起的两条绳索分开。既作各自的研究,又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互动。
文革讨论到稍后时间,傅正明先生也作了个简短发言,表达其反对“人民文革”论的观点。
这是会场上的情况。会后,我与彭小明有个交流。我谈到上海造反派是个异类,很早就得胜蜕化,对共产党统治秩序没有冲击性。彭小明纠正我说:“你看到的社会上表面的大情况。其实在具体单位里,上海地区的造反派也没有胜利。在单位里还是受压的。”这一说法使我深受启发。更明白了共产党统治秩序之坚固。修正了我对上海文革形势的评估。
张国亭后来也告诉我,他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他在文革时期就是乘机造反,反政治迫害的。
会后,彭小明、张国亭、费良勇都给我发过信。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希哲、振荣,我可以负责地跟你们说,柏林会议上,我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没有受到围攻。会后,彭小明、张国亭、费良勇都给我发过信。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这是看了你们两位的跟贴后,我不得不公开出来作澄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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