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集：“十年动荡”社会状况之列表概述

许多贵族红卫兵由于其父母从显赫的共产党高官跌入岌岌可危的走资派边缘，遂暗中对毛的文革清洗采取反对态度。毛遂抛弃贵族红卫兵，另行启用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其中典型人物为蒯大富等)。具体做法是把前阶段刘邓的第二次反右斥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布在前阶段被打成右派的群众、学生都应予平反，材料当众销毁。

1966年11-12月

批“资反线”

中共执政十七来人民群众首获扬眉吐气，把各级当权派推上受责问、受批判的地位。不但批判他们前阶段执行“资反线”整群众的恶行，而且揭发批判了他们以往的许多欺压群众的行为。在此期间还有限度地批判了贵族红卫兵赖以飞扬跋扈的的血统论。批判“资反线”为“人民文革”的首轮全国范围的表现。在此阶段群众开始分化。造反派和保皇派开始出现。基本形态是与当权派关系较差的人群组成造反派、与当权派关系较好的人群组成保皇派。批“资反线”、批“血统论”是造反派的活动内容。保皇派对此持冷淡态度。

1966年12月下半月至1967年1月初

反革命经济主义

被毛共当局称之为“反革命经济主义” 的大潮急剧席卷全国。这是群众乘各级共产党官僚被群众责问、批判之机提出的各种基本合理的经济要求。此大潮很快被毛共压制。“反革命经济主义”是“人民文革”的第二波全国范围的表现。

1967年1月

“一月夺权”

毛的文革清洗蓝图正式展开。毛内心设计的做法是先让群众夺各地高官的权，让高官们都“靠边站”了。再由毛审定，筛取自己认可的高官复出执掌权力。

1967年2-3月

“早春镇反”

毛指示各地军方支持“左派”群众组织。在毛心目中积极夺省市委权的造反派是“左派”，尽管它的政治成分较差。但各地军方却根据文革前十七年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判定积极夺权的造反派是“反革命”、是“右派”。而政治成分较好、对夺权持审慎态度的是“左派”。于是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军方都对造反派实行了镇反行动。其中最血腥的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开枪扫射，打死打伤三百多名造反派群众。其中许多是十几岁的女中学生。

1967年4-5月

“暮春平反”

由于毛感到自己文革清洗目标尚未完成，造反派还有用得着的地方，不能让造反派就此沉寂下去，遂批评各地军方犯了错误。提出要给在“早春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和个人平反。于是造反派在全国死灰复燃，并把矛头指向军方，开展了声势浩大、激动人心的要求军方平反，释放在押者的运动。在广州有著名的“五三绝食要求释放项明”的事件。这次全国范围的反政治迫害、争取生存权利的运动是“人民文革”第三波全国性的表现。

1967年6-8月

“武装抗暴”

军方绝不像刘邓那么容易就范。他们纵容、怂恿、挑动、或操纵、指使、武装保皇派进攻屠杀造反派，挑起大武斗。造反派奋起自卫。造反派在大武斗中的抗暴自卫是维护自己生存权利的正义行动。是“人民文革”在全国大多数省市的第四波表现。从“暮春平反”到“武装抗暴”，造反派在市民阶层中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一些省市的保皇派瓦解，如湖北、四川；一些省市的保皇派式微，如两广。

1967年9月

运动第二个转折点

毛觉察到造反派虽积极听从其号召夺省市委的权，但另有愈来愈多不听招呼的行为。保皇派虽行动保守迟缓，但实际上是共产党政权真正的社会基础。故急速改变前阶段划分造反派、保守派的做法。说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开始压制造反派，扶助保守派。

毛还强烈申述其干部政策。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都可重新站出来工作。这等于否决了造反派所积极投入的“一月夺权”。

1967年10月至1968年6月

混沌时期

在此阶段毛致力于恢复共产党的统治秩序。用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方式来重建共产党政权。“革命委员会”以各地军方首脑主导；重新站出来的地方干部参与；群众组织代表作陪衬。保皇派对此政治结构完全接受，造反派则极力予以阻扰。因为他们明白这是原有统治秩序的恢复。而恢复之后他们一定会遭到清算。反对恢复原有统治秩序最激烈的人群在1967年底到1968年初形成以湖南“省无联”为代表的“极左派”。其核心观点是百分之九十的共产党高干形成了新生红色资本家阶级，应予整体性的打倒，再采用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来民选各级行政长官。各地的“极左派”被毛、周共同重新定为“极右派”，并在1968年初予以严酷镇压。

由于造反派的极力干扰，致使各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过程延宕，或即使成立也权威不足。在这个长达大半年的混沌期间，民众乘机提出了许多争取自身权益的要求。如各地都有1963-1965年的支农青年要求回城生活就业的事件。广州还特别有持证工人事件、组劳人员事件、工读600事件、晓兵绝食事件等等。这些事件都以大字报来诉说，和集会游行示威绝食来强烈表达。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维权斗争是“人民文革”的第五波表现。而以湖南“省无联”政治纲领--<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的“文革新思潮”则是“人民文革”的峰尖。

在此期间，某些造反派得胜的省市，如四川、浙江，造反派发生分裂互斗。是为造反派不足称道的历史。

1968年7-9月

大镇压

毛认为他的文革清洗已基本完成，造反派可予以鸟尽弓藏。但造反仍不听招呼，愈来愈有脱轨的行为，“人民文革”大有蔓延之势，毛感到必须予以遏制。而各地军方早就对造反派恨之入骨。于是在1968年7月，毛中央发布“七三”、“七二四”布告，允许军方镇压造反派。在两广表现尤为剧烈。广西还发生大量造反派被屠杀后再被挖心肝烹食的惨无人道的暴行。接着在8月，毛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扫荡平民造反红卫兵。这些都标志着“人民文革”被镇压。1968年8月下半月毛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1968年9月7日，北京召开“全国山河一片红”(即全国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十万人庆祝大会。这两项说明毛的文革清洗已经大致完成。

1968年10月至1969年全年

“清理阶级队伍”

从1968年10月到1971年10月，进入长达三年的对曾经造过共产党统治秩序反的民众的反复清算、迫害。1968年10月至1969全年是清算第一波。运动名称叫“清理阶级队伍”。说是原造反派组织中混有许多阶级敌人，要予以清理。许多前造反派成员被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批斗、关押。主导“清理”者是由原保皇派骨干分子摇身一变而成的专案组、专政队

1970年全年

“一打三反”

这是清算造反派、镇压民众的第二波。比“清理阶级队伍”更严酷千

百倍。它不是由专案组、专政队来揪斗、殴打，而是直接由恢复起来的公安机关进行逮捕和处决，乃至大规模处决。广州一次曾就处决一百另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许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揪斗关押判刑的原造反派头头骨干，都在此次清算中重新判处死刑，予以处决。

1971年全年

“清查五一六”

这是清算造反派的第三波。主导清查的不是“一打三反”时的公安机关，而恢复到“清理阶级队伍”时的各单位的专案组、专政队。其手法与“清理阶级队伍”同。“清查五一六的残酷程度全国不一。在广东比较轻微，但在北方某些省市，其严酷程度超过“清理阶级队伍”。许多前造反派被指为“五一六”分子遭到严酷对待，以至产生大量非正常死亡。文化革命可分解为毛的文革清洗、官方的文革镇压、民众的文革反抗(人民文革) 。文革清洗和人民文革都结束于1968年夏，而文革镇压则一直延续到1971年底。

1972年至1976年

高层内斗和社会

相对宽松的时期

林彪事件发生后，尤其是“571工程记要”公开后，连续三年多的迫害狂潮消退1972年职工获普调工资一级。下放干部开始陆续从干校回机关。知青开始有回抽迹象。整个社会气氛趋向有限宽松。“批陈整风”之类的高层内斗发生在江张集团和老官僚集团之间。1974年毛江曾想把“批林批孔”导向矛头指向周恩来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群众反应冷淡。这是因为毛非但在1968年夏把造反派民众推出当替罪羊，而且还让复旧官僚和军方在1969至1971年对前造反民众进行反复清算迫害，致使昔日的造反派民众不但不再忠于毛，而且对毛有着愈来愈多的怨恨。这怨恨不敢直接表露，就移植在江张集团身上。于是江张集团在中国愈来愈孤立。它不但面对老官僚集团的威胁，而且失去群众，无论是昔日的保皇派还是昔日的造反派都反感他们，而支持周恩来和复出的邓小平。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民主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1976年10月

十月政变

原属毛集团的汪东兴、华国锋基于老官僚势力的深厚；基于江张集团行为乖张难以合作；基于体察到江张集团已全失民心，基于控制最高层中枢的便利，勾结老官僚集团，在毛刚逝世未周月、尸骨未寒之际，就以阴谋手段除掉江张集团。是为十月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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