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太忙乱，对国内的维权斗争虽然关注，却一直没有对之细加思索。直至此次发生“排郭”事件，互联网上卷起浪涛后，才较多地了解其内容，思考其意义。不思则已，一思就甚为发动维权斗争人士空前的奉献精神所震憾。有关于此，我首先用自己的经历作参照物。

   一、我三次“上街”的经历

   在中国国内我生平有三次走上街头的经历。第一次是文革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人民文革)。第二次是1977年1月独自上街贴“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第三次是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

   第一次上街是在社会亢奋的气氛中。虽然近身有保皇派虎视眈眈，稍远有军区的暗藏杀机，但毕竟还是有最高权威的有限允许作凭藉。在那个短暂的时间里，社会处在一片鼓噪之中，左邻右里都有人为自己壮胆，因此，投身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运动并不需要特别的勇气和献身精神。虽然，那时已有老谋深算者预知，共产党的天下绝不会就此塌下去，“别看现在闹得欢，运动后期拉清单。”他们宁愿作一个内心支持造反派的逍遥派，也决不直接卷入文革造反之中，而他们的预见终被证实，但是，就其当时而言，上街毕竟没有太大的直接危险。因此，我虽然投身了这场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运动，却并没有参与一场“壮举”的感觉。

   第三次上街的层次与第一次相比有极高的升华。七九民运不以任何最高权威作凭藉，而且矛锋已指向体制。但是，一开始它毕竟利用了中共务实派与凡是派斗争所造成的间隙。并且，那时有着中国迄今五十几年来最好的社会风气。邓小平一切向钱看，贿赂知识分子、腐蚀人心的种种手段还未上场。社会上弥漫着进步的政治气氛。各阶层的人们都希望中国发生真正的政治改革。“右派”改正、停划成分、老一辈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刘宾雁、白桦) 在呼号，饱经风霜的老三届进入大学者为大学校园注入书本之外的追求，即使平头百姓也期待着更新的政策下来……在这种社会气氛下，我虽率先走上广州街头，散发民刊、组织集会，但亦没有什么“壮举”之感。

   然而第二次上街则稍有不同。1976年10月，江张集团被汪、华伙同老官僚集团用阴谋手段除掉。中国共产党的“红、白玫瑰内战”没有发生，盼望多年的变共产党的军阀内战为人民革命战争的希企落空。我极感失望。老官僚集团迅速全面控制了局势，宣称文化革命结束，并说：谁再不老实，就不客气了！街头暂时喧嚣了一阵的“欢呼打倒‘四人帮’”的大字报和标语也稀落破损。社会气氛压抑沉闷。人们惴惴地等待着当局下一步怎么做。而我预料无非又一场清算即将到来。文革造反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罪名。1968年被指责跟了“王、关、戚、林”；1972年被指责跟了林彪集团；1975年被指责跟了邓小平；1976年十月政变后被指责跟了“四人帮”。由于中共最高层已无两派，我想这次会是对文革造反总清算了。

   怎么办呢？等待了八年，就这样无声无息？不行！一定要在全面封杀到来之前做一件冲击这个专制政权的事情。我想两年多前“李一哲大字报”是从政治角度着眼，我这次就从经济角度着眼吧。遂动笔写了篇“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核心思想是说明在共产党虚伪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劳动人民处于无权和被盘剥的地位。

   当时在那片肃杀的气氛下，尤其是前文革造反者都屏息忐忑不敢有丝毫造次，诚惶诚恐静待上头新精神下来的时候，我孤身一人地“破门而出”也的确需要相当胆量的。万言文稿拟毕，自己一人再抄成大字报，1977年1月23号，自己煮了浆糊，自己一人把大字报运到广州北京路张贴，的确有点奔赴战场的感觉。两个月以后，当公安局会同厂保卫科半夜三更大力敲门，把我从家里带走时，黑夜凉风之中不觉想到李玉和的唱段。我遂傲视鹰犬，昂首阔步而去，颇有“壮举”之慨。

   二、维权志士何其勇哉

   拿当今维权志士之“上街”与我昔日之三次“上街”相比，他们都更显奉献精神，更需勇气毅力。我1967年之“上街”、1979年之“上街”固然不能与之相比，即使是1977年之“上街”也在当今维权志士们的壮举目前逊色。这是因为。

   一、我1977年1月之“上街”仍借助些许稍前大字报可上街的政治惯性。而当今维权志士之上街是空前的。没有任何前阶段的政治惯性可凭藉。

   二、1977年初的中国社会基本还是个政治型社会。我写那张大字报，属于一个政治社会中的政治行为。而当今中国是个什么社会呢？是个经济社会、消费社会、享乐社会、犬儒社会。是个政治冷漠感高度泛滥、道德大面积滑坡的社会。是所谓社会“精英阶层”漠视底层民众疾苦而与当权者调情的社会。是知识阶层被共产党贿赂收买而至整体性沦落的社会。在这种社会情势下，毅然抛弃自己安定悠闲的生活而去发动、支持底层民众的维权运动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维权志士不是没有专业；不是没有职业，日子过得好好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再看看周围的人们，都在热衷搞钱，热衷买房子、买车、买高级消费品、出国旅游。而维权志士竟要抛弃安逸的生活，别妻离子去到异地他乡，去帮助那些非亲非故的人们，搞什么本来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维权斗争，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那么多的困扰乃至危险苦难，这真是何况来哉！是吃错了药还是怎么的？

   不是吃错了药，是为一种为伸张社会正义的献身精神所驱使。昔日某些基督教传教士深入蛮荒之地，虽千难万险而终身无悔，凭藉的就是这种精神。无神论者可以不皈依宗教，但也会为他们的执着献身精神所感动。

   或者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奇怪，当年刘少奇、李立三不也下到安源煤矿发动煤矿工人的维权斗争吗？

   其实两者之间有极大的不同。刘、李之下安源，是接受组织的派遣。换言之，在刘、李的背后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共产党组织在支撑着他们。而当今的维权志士呢？他们不是受任何人或组织的派遣，他们背后没有任何组织的支撑。他们逆流而上的犯难之举，全凭他们个人的信念、勇气、毅力和献身精神。这是昔日的刘、李所无可比拟的。

   从中国民主进程的全局来看，七九至今，二十几年过去，中国公开的民主斗争还停留于遵守共产党法律条文框架之内的维权运动，而远未能直指共产党的专制制度，这不能不是极大的悲哀。但是从维权志士个人来看，却又应得出完全不同的解读。在中国现实情况下，维权志士所做的，是能取得实际效果的最高段位，是要需有极大的勇气和奉献精神才能去承担，并且这勇气和精神在当今中国的犬儒社会中无异于拔地而起泰山。

   三、郭遭排斥，亲者痛、仇者快

   中国大陆生活之人群粗略可分为三类，拥护共产党、甚至甘愿充当共产党鹰犬爪牙者；只顾经营个人生活者；以言行反对共产党专制者。这三类，第一类应予谴责。第二类无可厚非。第三类应予赞扬。

   这三大类各类还可再细分。如第三类还可细分为只以“言”反对共产党专制者，或只以“行”，以及既以“言”也以“行”反对中共专制的三种。作为一个身处海外安全地带，远离斗争前线的人，笔者对这三种都抱以尊重、钦佩的态度。

   但是，这次“排郭”事件传来，笔者在惊愕之余，才重新检视评价那三种的社会功能和价值。

   有人是只以“言”反对共产党专制，郭飞雄们则是既以“言”也以“行”反对共产党专制。固然，这些“言”和“行”的“反对”都是潜在的，“言”没有言及终结中共专制，“行”也只是在共产党法律框架内护法维权。或曰把共产党的假法当真法去做，即只是要共产党履行它欺名盗世的假法。否则共产党可立即以刑法第105条把他们送进监狱。

   虽都未明火执仗要终结中共专制，但实际上都在冲击中共专制主义高墙。只是，对共产党专制高墙的冲击力是单纯的“言”大，还是郭飞雄们的“行”大？答案是十分清晰的。把“言”者与“只顾经营个人生活者”比，当然高尚得多，但若把“言”放在郭飞雄们之“行”面前，则有如小丘之望泰山了。“言”只是向那高墙扔粒小沙石，而郭飞雄们的“行”扔出的是块大石头。可是世间之事就是那么不可思议。有人不但不承认郭飞雄们扔大石头的的辛劳危险，还以自己只扔粒小沙石为高档。贬斥郭飞雄是“激进分子，强调街头动员。”自况为“保守派，强调在民主转型中要最大可能地避免社会骚乱。”笔者思量，只用“言”固然是“最大可能地避免社会骚乱”。可是，“骚乱”虽“避免”了，但只怕民主转型也就遥遥无期了。

   什么叫“社会骚乱”？维权斗争是骚乱吗？共产党当然如斯认定，但人权人士亦该如此认定吗？好，就算那是骚乱，我要问，如果连这点“骚乱”的压力都没有，共产党会自动自觉地实行民主转型吗？

   中国历来有那么一些精神贵族，自诩为社会精英。他们也会指责一下专制统治者，以显示其不同凡响。但是他们是很能掌握尺度的。在不刺激得当权者翻脸的程度内去说东道西，既赢得了世间的喝彩，又安然无恙。当然，这种运作原则和技巧是允许的，甚至是应受到赞许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扔了小沙石。总比护着那恶墙要好得多。但是，应有个限定，就是它不要自我膨胀，不要以为自己比扔大石头者贡献更大，更不可以去贬谪、歧视、排斥扔大石头者。

   “言”者可知，你们是在窗明几净中挥洒文章，“行”者则是在荒郊野外颠簸奔走；你们为当局所容许，轻松于罗网之外，“行”者则为当局切齿痛恨，随时有身陷囹圄之险。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有“行”者的存在，才有“言”者的轻松。或曰，“行”者是一堵挡风之墙。为“言”者抵挡风雨。“言”者本应谢之才是，为何还要如此待之？

   不让郭飞雄参与会见布什，并声言郭若要去自己就不去。如此将自己与郭飞雄们区隔，是要区隔给谁看？是给布什看还是给共产党看？明明布什的会见是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对维权运动的支持，为何要变缩为仅对中国宗教自由的关注和支持？当今文明之世，各宗教信仰者之间、宗教信仰者和无神论者之间皆属平等。各人有信仰某个宗教的自由、也有信另一个宗教，或不信任何宗教的自由。为何要特别强调郭不信仰耶稣的身份？

   排郭事件令人痛心。中国的异议阵营内总是层出不穷地发生这类豆箕相煎苦剧，仇者如共党闻之窃喜，亲者如我辈闻之心伤。祈望各有关人士谨记此事的经验教训。既为公而出道当事事出以公心。各人在为社会做事的同时也在写下自己的历史，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中国民主之途艰难漫长。我辈将成“过去式”，能看到“言”者、“行”者的继往开来，内心极为欣慰。诚望“言”者、“行”者皆摒除心中之垃圾，发扬胸中之正气，捐弃前嫌、同仇敌忾，真正为中国民主披荆斩棘, 则中国民主晨曦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