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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野性“返祖”——读朱学渊和他的北方诸族探源

   以“学渊评”而广为人知朱学渊先生,他所特有的锐利眼光,为许多读者赞赏,当然也引来专制鹰犬时不时的狂吠。然而,朱学渊作为学者的一面,却鲜为人知。虽然已经出版了两部学术专著,但他在学术上的声誉,不及他的时论评点。尤其是他在学术研究上显示出的睿智和创造性,除了少数几位专家学者,还不曾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
   
   继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最近台湾出版了他的新著《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比起《源流》来,这部新著写得更加简洁明了,通俗易懂。虽说是学术性的探源,其论述却像是在讲故事一般生动。尤其是从语音学的角度,将姓氏、部落、地名等等融会贯通地娓娓道来,在同类研究中,别开生面。
   
   有关朱学渊在这方面研究的学术价值,著名学者周策纵先生在《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的评论中慧眼独具地指出:“美国素来以世界诸族熔炉自豪,当然可贵,但还只有三数百年发展;中国却早有三数千年的民族融合了。语言、血族、文化、文明的和平交流融会,更可能是将来的趋势。我看这也是朱学渊博士此书最重要的贡献。”

   
   在北方诸族的研究上,朱学渊的成就还不啻于民族融合。在《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一著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即:北方的所谓少数民族,其实是与中原汉族同祖的。也就是说,北方诸族也是上古中原人类的后裔。在大量的考证和论证的基础上,他指出:“我们对中国北方民族的源流,还知之甚少,既不知道他们是从中原出走的,更不知道他们在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世界性的迁徙。中原社会因农耕而进步了,北方社会却长期停滞在游牧和采集的时代,他们用的通古斯、蒙古、突厥等语言,都是史前的中原语言,北方民族社会是史前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
   
   朱学渊以非常仔细和令人信服的考据和研究,揭示出诸如“五帝是爱新氏”、“秦始皇是女真人”等新颖发现。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社会,其实是同祖不同路。假如他的发现是成立的话,那么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社会在历史上的一次次入侵,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变相“返祖”。
   
   笔者非常看重朱学渊的这一发现。因为这个发现意味着,被周孔文化所逐渐家禽化的汉民族,之所以经数千年的退化却死而不僵,乃是因为在这漫长过程中的一次次“返祖”,给这个衰败的民族回注了野性的生命力。老子所谓的“反者道之动”,于此获得别一种生动的诠释。由于一次次的“返祖”,导致中原的汉族得以在令人窒息的周孔文化的束缚下得以幸存。
   
   毋庸置疑,这样的幸存是有代价的。接连不断的蛮族入侵,以血腥的方式,使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强行融合。这样的返祖,一方面是蛮族被汉族的文化所同化,另一方面则是大量的野蛮和嗜血沉淀在了汉族的集体无意识里,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创伤,经由《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样的话本小说,塑造了很不健康的民族文化心理。周孔文化所塑造的汉民族,一方面是权力的顺民,具有强烈的权力崇拜情结;另一方面又是不懂“权利”,而只知“造反”的暴民,把仇恨视作正当的权利,把屠杀作为泄愤的需要。最后由毛泽东集大成,经由一场浩劫,把中国人的暴虐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当然,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在历史上一次次入侵的北方游牧民族,虽然是中原先祖的一面镜子,一如朱学渊在其论著中所指出的那样,但那面镜子却缺少了精神的向度。因为留在中原的农耕民族,早先具有一种可称之为天人感应式的智慧,或者先贤般的睿智和修为。而以“返祖”的方式杀回来的北方游牧民族,带给中原的大都是武功,鲜有文治,更谈不上精神意义上的智慧。尤其是比起从汉朝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北方诸族的野蛮显得十分刺目。同样的游牧生涯,北美印第安部落,能保留与上苍沟通的方式,和与神明联系的通道。为何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却“只识弯弓射大雕”了呢?
   
   朱学渊的民族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开端,也值得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学者们予以重视。朱学渊经由语言、语音、姓氏、地名等等文化和文明的考证和研究,别具一格地揭开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史。它既包括中华民族一次次分化和融合的历史,也包括语言文字,乃至心灵文化的演进。
   
   深受周孔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究竟是进化的,还是倒退的?究竟是在心灵上不断成长的,还是停滞不前的,或者说僵化的,自闭的?这些课题无疑有待深入的探讨。所谓的民族自尊心,并不是建立在权力的崇拜和暴力的强弱上的,而是建立在心理的健康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学渊是北方民族探源上的拓荒者,应该不是夸张。
   
   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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