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文集：建设新农村的始作俑者不是共产党

第一个28年，为枪杆子夺权之路，第二个28年为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实际上是一条瞎折腾之路，第三个28年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路，其领导人按照职务排列为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和胡锦涛，但是按照中共的历史观，这28年的领导人是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公正地说，第三个28年是做了许多实事大事，所以国家有了很大进步。这个进步正像民间所调侃的，经济上打右灯，政治上打左灯。至于领导人是谁，“民可由使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只要获得“生存权”，把肚子撑饱，就无权置喙了。

于是，中共终于在最近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重大任务。虽然姗姗来迟，但是毕竟来了，所以也正像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应该举起双手欢迎它。

（二）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始作俑者是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而不是毛泽东、不是中共

对于建设新农村的问题需要澄清一个历史事实,这就是建设新农村不是共产党的创造、发明。谁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始作俑者呢？最有代表性的是毛泽东的三位同时人同龄人：晏阳初、梁漱溟和卢作孚。

1948年我考入武昌私立光汉中学，名列榜首，减免学费三分之二。在上海谋生的父亲给我订了一份最为风行的政论杂志、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大概意在奖励或者认为我长大了，可以阅读成年读物了。因此我在囫囵吞枣中就知道了晏阳初、梁漱溟的大名和他们的乡村建设实验。至于卢作孚和民生轮船公司，对于在重庆出生的我，更是父亲常常提到使我耳熟的名字，而且后来我和他还沾上了亲戚关系。现在，我把本文给远在美国的网刊《观察》首发，也算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小的纪念，说明59年前我还没有白读那个令今天的许多学者还在神往的《观察》。

上帝造人是颇有心计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上帝给中国下凡了四个重要人物。一个是革命领袖毛泽东，另外三个是被称做乡村建设运动三杰的晏阳初、梁漱溟和卢作孚。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如何改造、如何建设中国农村方面，他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展开了一场无形的不宣而战的擂台赛。

全智全能的上帝还为他们四个人的命运，设计了一个妙趣横生的关系图。通过他们之间的互相对比、映照，可以从一个小小的侧面看到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

他们对于中国农村、农民、农业状况的认识，既有根本的分歧，又有许多惊人的相同相近之处，但在如何改造、如何建设中国农村方面，由于根本分歧无法弥合，他们四个人，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毛泽东，他走的道路是农民革命，武装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达到以枪杆子夺取了政权的目的。晏阳初、梁漱溟和卢作孚他们走的道路大体是教育救国、乡村建设、实业救国、政治改良，虽然成就卓著，举世公认，但是他们是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在国民政府的框架内做，因此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倒台，晏阳初远走海外，梁漱溟和卢作孚也就成了毛泽东治下的一名归顺者。

就年岁而言，晏阳初最长寿，活到1990年，100岁。梁、卢、毛，都在1993年出生。梁漱溟活到1988年96岁，比毛泽东多活了12年。他们都看到毛泽东在《枯树赋》的吟诵声中呜呼哀哉。只有卢作孚只活了59岁，他心气最短，不能委屈苟且，摧眉折腰事新朝，在“五反”运动动员大会开过的当晚，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去寻求最大的解脱。也许，正因为卢作孚的不幸，更促使梁漱溟排解和毛泽东的恩恩怨怨，放开心胸，坦然生活，哪怕“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结果看到“万寿无疆”并不“万寿无疆”。人的生命力有时候是特别刚毅顽强的。为了争一口气，结果，梁漱溟比毛泽东多活了十二年。

我想，大概毛泽东是非常在意他们三个人的，特别是梁漱溟。

俗话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毛泽东看他们，当然是居高临下，邈然视之。由于毛泽东和梁漱溟难解难分的恩恩怨怨几十年，所以本文更多涉笔于梁漱溟。

（三）怀仁堂里，龙颜失态：梁漱溟，你是“乡村破坏”，不是“乡村建设”

被称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做了一件最不英明的事就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弄得他的接班人陷于难以承认、又难以否认的尴尬之中。为什么？第五卷中败笔太多，最大的败笔就是选进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这一篇。毛泽东的许多讲话稿都是翻来覆去修改之后才问世，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起先是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会后又把录音带郑重其事地送到全国播放，还人手一册发放记录稿，让臣民认真学习，以作为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动员，以示“言者无罪”的诚信。那时，我是大学生，对此记忆难忘。这些空前的举措大有商鞅变法，立木为信，以明不欺的遗风。可是等到露出“阳谋”的底牌，他就食言自肥，“觉今是而昨非”，把讲话稿改得面目全非，然后正式出版。我们谁敢埋怨伟大领袖呢？他永远站在一贯正确的天安门上，挥斥方遒。古时还有国君无戏言之说，可是毛泽东就是以戏言为权术，玩弄得淋漓尽致，叹为观止，可称为古今独步，举世无双。

1953年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正是一篇感情激动时的即兴讲话。毛泽东在主政的28年间，在大庭广众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面对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发表这样完全失态的讲话，并且由官方正式记录发表，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把这么一篇讲话收进选集，不知有何意图？

请看毛泽东的震怒：“蒋介错误！超级链接引用无效。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先生把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是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梦想，很接近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他好像也不反蒋，究竟梁先生有没有公开表明过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的国民党，我没有看过或听过他的所有文章和谈话，请大家研究。”

“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

“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代表的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由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我只能从五千字左右的长文中摘出这么几句话。毛泽东平时那种对文人朋友礼贤下士、虚怀若谷、温文尔雅、雍容大度的风貌一扫而光。正是这个毛泽东，在延安两次热情迎接梁漱溟，彻夜交谈，坦诚相待，进入北京后每半年就派车迎至家中，共餐素食，畅谈观感，对梁漱溟关怀入微，以至于安排他住进皇家园林颐和园，可是如今翻脸翻得这么快，而且蛮横粗暴，歪曲事实，就像上海马路上骂街的大瘪三，可以完全不顾事实，把对方骂得狗血喷头，也就痛快畅快了。不过小瘪三是不敢随便骂街的，弄得不好，他要吃拳头。

戴睛女士写《梁漱溟与毛泽东》说：“这不是他深思熟虑的著述，也不是理性思考后的演讲。”此话不无道理，但其他的人，反右时不就是因为说了几句非“深思熟虑”的话就打了右派吗？戴睛还说：“仅由此来判断毛泽东与文化人包括顶撞过他的文化人的交情，笔者窃以为是不公正的。”但是，毛泽东在当时说了多少蛮横无理的话啊！难道都可以不算数吗？曾经流行全国的大批判不就是这种蛮不讲理的作风吗？批判毛泽东的这些胡说八道就“不公正”吗？也许正是这种缺少理性思考、缺少深思熟虑的即兴讲话，才更真实地暴露出心中的隐秘和本真的性情。

毛泽东对梁漱溟如此失态，如此动怒，不能说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缘无故的恨。

（四）梁漱溟：在邹平，替中国开出一条新路——乡村建设

我们要追溯引发毛泽东如此震怒的前因。毛泽东毕竟不是孩子，说话会没头没脑，没根没由。如果没有那么久远那么深刻的积怨，毛泽东会如此勃然大怒吗？

在二十世纪初期，北京是全国的神经中枢，东风西风交相聚会，都在这里弹奏出美妙的乐曲。梁漱溟出生在北京一个举人家庭，1912年19岁就做了《民国报》的记者。因此比起湖南湘潭的乡下青年毛泽东，尽管生在同年，但梁漱溟更得风气之先，更能感受时代的乐音。

现在梁漱溟被称为中国最后的一个儒家。他要以儒家学说为救国治国的药方，走以农治国之路。他对东风西风都不买账。他说：

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

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

我们经济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路；

我们经济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要走的路。

这是1932年他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说的话。既然政治和经济都不走欧美的路，也不走俄国的路，但这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已经在江西瑞金建立，共产革命的星星之火，已经成了燎原之势。梁漱溟公开标榜要“走自己的路”，那么他要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他承认中国农村存在天灾人祸，诸如兵祸、匪患、苛捐、杂税等等，他也承认阶级剥削，但他认为“阶级剥削为各社会通有的现象，历史所必经过，即在被剥削一面也不是绝对的受害；因为任何一种社会构造都免不了内部的矛盾冲突，而同时彼此又是互相依存，断不能说谁破坏谁。”他认为中国只有“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而没有西方那样壁垒分明的阶级对立，当然也必然反对毛泽东的中国社会阶级划分。他在社会学家李景汉的协助下，在山东邹平县和河北定县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90％以上的农民都有土地，无地者占10％以内，有地100亩以上者占2％，300亩以上者占一二‰。他认为这种情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百年来“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 （《乡村建设理论》）那么，按照梁漱溟的观点，苏维埃的打土豪、分田地，彻底荡涤农村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就不能说不是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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