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退民进”，一曲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迪斯科——读《四川遂宁“明星电力”资金黑幕》 /李昌玉文集

今天读到赵明辉写的《四川遂宁“明星电力”资金黑幕——揭露中共遂宁市党政腐败官员与经济骗子内外勾结联手渔肉和掏空上市国有企业的内幕》，得知四川遂宁市一家上市企业“明星电力”，在“国退民进”的改制过程中，由一家总资产达２１亿元、净资产达１２亿元的上市公司，被深圳一个既无资金、又无资产的所谓明伦集团的周益明空手套了白狼。周益明做了“明星电力”的董事长以后，在一两年中，采取一切手段，从“明星电力”套取资金9个亿，使这家业绩优良名副其实的明星企业，转眼变成亏损企业，每股净资产从２００３年的５﹒３２元，跌到零以下。

“明星电力”之所以从一个耀眼的明星企业变成了一家严重亏损企业，基本原因就是在国有资产改制过程中，官商勾结、内外结合，施行权力寻租，使这个一无所有的深圳“民营资本家”周益明，在轻而易举地骗取到这个企业之后，他当然不会把这个企业“做大做强”，而是心虚胆战、急不可待地抽逃资金，企图跑到海外去做“寓公”。

2004年有一位名叫郎咸平的香港经济学家，针对国企改革、国退民进的新一轮浪潮，跑到大陆大声抨击国资流失黑洞，大声疾呼警惕民企伙同国企合法吞并国有资产，掀起了一股“郎旋风”，但受到大陆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几乎一致的反击或敝屣。不过，据我所知，那些经历了改制的国有企业的广大职工和被边缘化了管理干部，不管对郎咸平其人其言是否知道的都是他的知音，都是他的“粉丝”。

这些年，忽然之间，像春笋一般，大陆冒出了一批又一批富豪。百万不算富，千万不算富，亿万才上榜。这些暴富的富豪，有官，有商，亦官亦商，或为官之子，官之妻，恐怕大多离不开官商勾结，内外合谋。郎咸平捅了马蜂窝，所以那些为当局者出谋划策，而且也能分到一杯羹的学者官员，还有那些国有企业原来的书记、厂长可以摇身一变、捷足先登成为改制后的新企业的民营企业家们，无不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对这位狗咬耗子、好管闲事的香港学者严加痛斥，甚至于有一位学者还要以“毁谤“罪起诉郎咸平。

郎咸平认为，产权改革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不容许国有资产慢慢流到私人口袋里去。可是，结果，就这些改了制的企业而言，管理层的人员大多获得了既得利益，例如首先分到了房子，分到了股票，相关部门的官员自然也是娃哈哈乐哈哈，职工则大多下岗，被一脚蹬开。这是大陆这些年工人大批下岗的主要原因。这种下岗工人，在县里要以万计，在小城市则多到十万，大城市则多到百万。于是大陆出现了一个名叫“四零五零工程”的专有名词。

何谓“四零五零工程”？就是政府出面想方设法安排40岁退休的女工、50岁退休的男工。有人奇怪，工厂改制以后，为什么不留用原有的旧职工呢？主要是因为换用农民工更年轻、更听话、更廉价。例如，在济南，在上海，安排了大批身强力壮的下岗工人，身穿黄马甲，手拿小红旗，站在十字路口维持交通秩序，堵住行人、自行车闯红灯。一个十字路口少则4人，多则8人。每天大约工作6－8小时，因此每个岗位大致可以安排两个人轮班。这样仅仅站马路，就可以安排一大批人。他们的工资大体上是600元，上海、济南差不多。

笔者有两个弟弟在上海，50几岁，都是下岗工人。一个原来在集装箱码头收货，月薪1000元，后来被一个月薪800元的农民工顶替了。一个在区劳动局做跑腿的工作，月薪800元，后来也被一个有点关系的人顶替了，就是说连月薪800元的工作也要竞争。他们的妻子都超过50岁，彻底“下岗”了。至于600元的工作，也不是想干就可以给你。在城市，无论是济南，还是上海，月薪800元如果夫妻两人都有，而且住房没有问题，生活还可以维持，但是这种家庭的子女多数还在读书，要是这样的话，生活是非常拮据的。

公正地说，工人“下岗”之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并非都是穷途末路，有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找到了新的发财致富的门路，干得如鱼得水，好不痛快，其中确实出现了万元户、百万元户，但是比较多数的人，却陷于不同程度的困境，生活水平下降甚多，甚至于相当困难。这里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现在我举一个最现实最切近的例子，就是我家的保姆。我的老伴一年前确诊为肾癌，切除了右肾以及左肾的部分，手术做得非常漂亮，但恢复健康需要很长时日，因此家中需要有人照顾，雇了一位50岁的下岗女工做保姆。这位“下岗”女工的丈夫已经“退休”其实就是下岗，从41岁至今已经18年，一直闲居在家，现在59岁了，虽然是有点糖尿病，但不是不能做任何工作，其不工作的原因我实在难以断言。这样，他每月领231元退休金，女的“买断工龄”得了两万元，因此可以领到低保216元，两人合计447元。家中水电话气每月紧巴巴要200元，剩余的二百五十元只能维持两个人低得不能再低的生活需要，这就是饿不死。他们有一个儿子上了大学，需要花钱，因此她出来做保姆，每月500元（由“家政介绍所”确定的保姆的标准工资）就完全给儿子。这就是中国城市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低保家庭的生存状态。这种家庭并不是很少很少。

我打听了一下，上海的下岗工人，就是我弟弟的朋辈，大多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济南的情况也差不多。济南的西部地区，以前是工业区，有左一个右一个的“工人新村”。这些地区的生活水平从前和东部文化区、官员区差别不明显，现在则是差别很大了。街上行走的出租车东部是一辆接一辆，越往西越少，少到在大马路上要等好久才打上车。这种出租车多少的东西差距就是城市贫富的一个标志。

反之，我再举一个国企企业主的例子。济南有一家超大型国有企业济南重型汽车集团，简称济南重汽。据媒体报道，这家企业这几年效益挺不错，也因此就大吹特吹喇叭。但前几年，该企业频临倒闭，因为有一年赔了几十亿，查账查不出，也查不下去，因为他的老总和李岚清是亲家，上头不让查，后来被逼迫和外商“合资”，就把那亏损的几十个亿一了百了，一笔勾销了。这在济南是公开的秘密。几十个亿，一塌刮子蒸发了！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挺纳闷：假若这家企业一年生产的汽车全部免费奉送，能赔多少钱？几十个亿呀！说没有就没有了。中央来人查，查不下去。厂里的职工都是名义上的“主人”，但是，既没有发言权，更没有举手权。他们对于监督企业一点辙也没有。谁敢挑头“闹市”，谁就成为倒霉鬼。大型国有企业，职工无权监督，地方党委也无权监督，中央来人可是谁敢在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头上动土？

我们可以查一下10年前或15年前中国叫得叮当响的国企民用名牌产品，如今大概只有青岛的海尔、海信和青岛啤酒几家在孤军奋战，其它几十个家喻户晓的国企名牌全军覆没。其原因不就是“国退民进”的结局吗？

整个国企改革，为党政官员名正言顺地攫取国家资产，走上腐败之途，扬帆启航，获得了合法性。这个四川遂宁市的明星电力企业的改制过程，足以证明这个事实和论断。

来自深圳的周益明，明明是个骗子，但是当遂宁的官员登上了这条贼船之后，大家就结成了“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前遂宁市委几个主要领导给周益明的亲笔机密信件，信中有这样一句话：“益明，我们可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这就是中共现今干部的心灵生动写照！什么党性，什么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全都是欺世盗名的幌子。

遂宁市长任某是一位台前台后的关键人物。他在阻扰追查周益明的问题上，毫不掩饰地袒护周益明，起了极为恶劣极为巨大的作用。

在整个改制过程中，市委负责人不只是“失职”，而是沆瀣一气，为非作歹，既是腐败的保护伞，又是腐败的受益者。

后来成了总经理的“留用”人员周秀华，在公司领导层几乎被一锅端之后，他还能得到提拔与保护，得到“周秀华是为明星电力的体制改革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酷评，其原因就是他和保护他的后台们，形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哥们关系。

而这个周益明，已经办好了赴英国的护照，不幸的是，他的骗局败露，受到及时查处，否则他就成了赖昌星和杨秀珠的后继者。

《四川遂宁“明星电力”资金黑幕》为我们解读官商勾结，沆瀣一气，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人民的资产，提供了又一个具体而生动的实例。我们只要向中国任何一个下岗工人打听一下他们自己的状况，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印证这个问题。

俄罗斯也经历了“国企改革”的分娩之痛。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实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的两大改革。据说，相对于波兰、捷克的比较成功的国企转型，俄罗斯的“休克疗法”问题多多，颇有值得中国引鉴的地方。一位对俄罗斯颇有研究的赵启强先生，在对比了两国的国企改革之后，说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话。他说：“在今天看来，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失败完全推卸到叶里钦身上，未必公允；尤其是相比之下，叶里钦在制定私有化法时，毕竟与部分政治精英、部分俄罗斯学者一起做过许多努力；他们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能站在全民、而不仅仅是富人的立场上（哪怕是一种姿态！），对私有化有过冷静的思考、有过对不公平的担忧和告诫、有过警惕权贵掠夺国民资产的呼吁和宣传；还有，俄国政府和俄国学者不仅在产权转移时能站在民众一边，尽政府的职责、尽知识分子的职责；即使到了今天，俄国学者和俄国政府也没有放弃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追查。在谈论俄国人并不成功的国有企业转制时，还有一个应该引起中国人警示的现象值得一说：俄罗斯的国企改制，即使有了政府和学者的呼吁、努力，希望帮助大众从国有资产中得到属于他们的那一份，但大众最终也没能斗过厂长经理，国有资产的绝大部分，最终还是被企业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国企官员所攫取；那么，在我们这儿，上有倾向于富人的政策，下有为富人服务的学者为企业家呐喊、出谋划策，中国的改制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呢？！难怪在谈及已被瓜分和将要被瓜分的国有资产时，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一种无奈和绝望。”（赵启强：《俄罗斯的国企改革与中俄经济学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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