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长征史上的最大谎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地位——读何方﹤党史笔记﹥》，主要是揭示了中共官方，面对何方的《党史笔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科学严谨的论证，揭穿了所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地位”，不过是一个的美丽的谎言。最近为纪念长征70周年，中共不得不采取某种退避的最新说法，认为“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在于：……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样既保持了“以毛泽东为首、为核心”这种含糊其词、模棱两可、进退有据的所谓“最高领导”旧说，而且又添加了“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的新身份，而且，这种“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的表述，可以把身为“常委”的毛泽东名正言顺地涵盖进去，但是，按照常识和逻辑，常委怎么能够成为“核心”呢？总之，这种逃避正面回应何方，企图修罅补漏以对付无力反驳的何方的论证和结论，反倒暴露出捉襟见肘、死不认错的困窘。

   这就叫做欲盖弥彰。

   所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地位”，不仅是长征史上的最大谎言，而且更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号谎言。

   何方的一部70万字的《党史笔记》使中共的党史专家们陷于大灾大难。“球“已经抛出，接还是不接呢？如果不接，岂不是成了饭桶，怎样向总书记交差？

   我经常跑书市、图书馆，忽然憬悟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研究中共党史，中共对于长征前的历史，讳饰较少。你只要去查看一下有关长征前的出版物，包括当时的电报、信件、文稿、书稿等等，可能大多数都解了密，并且公开出版，因此是丰富充实的。本来，长征前处在地下或游击或根据地时期，电报、信件、文稿的传递、保存都非常困难，距离现在的时间久远，可是现在竟然可以搜集到那么多，并且公开出版的忌讳较少。这对于有心去研究那一个阶段党史的人，不能不惊叹、欣喜。

   可是，长征以后，包括长征的历史以及建国以后的历史，距离我们现在要接近得多，并且以后中共处在掌权者的环境条件下，人员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充实，有相当专业文化素养的人也是越来越多，电报、信件、文稿应该是多得不胜其繁，可是出版的新资料却越来越少，这也不能解密，那也不能解密，禁区重重，忌讳多多，只是因为文革闹得“天下大乱”，把中共的陈规旧矩打破了不少，把许多老革命整得死去活来，因此，才使得长征之后，包括长征的历史真相，才逐渐披露了若干。然而，还有许多档案，离开“解密”，还有很长的路程。许多“内幕”，仍然被屏蔽着，不能公开。

   一个不断自我宣布为成熟的政党，其历史却存在着这么多疑点难点热点，没有解决。如今对于自己的党史，只好用密密麻麻的幕布包裹起来。凡是谈及历史，当局者或者设立禁区，以纪律约束禁止，或者声称已经有了两个“决议”，历史问题已经做了“结论”，不必不应再去议论了，企图以此来堵住众人的一张嘴，特别是堵住党员和干部的嘴，但是，既然中共一向高举实事求是的大纛，身居学术与道德的巅峰，那么探求真理，怎么能够设立禁区呢？所以，这就无法封杀人们探求历史真相的努力。

   由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是一柄双刃剑，原来是用来刺杀别人的利器，后来成了掩盖自己欺世盗名的遮羞布，现在成了具有良知的人们，尤其是具有良知的党员、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揭穿中共欺骗谎言的金刚钻。正因为要追求实事求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所以许多民间的官方的学者，都矢志不渝地希望破解党史中的一个个疑案难点。

   何方的《党史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新最大成果。它的最大贡献，就是证明中共党史中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地位”就是一个弥天大谎。

   去年，读到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的韩钢教授所写的《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包括以下20个问题：

   1，陈独秀问题、

   2，富田事变和苏区肃反问题、

   3，长征中“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

   4，西路军问题、

   5，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问题、

   6，朝鲜战争问题、

   7，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8，反右派运动问题、

   9，"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

   10，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问题、

   11，七千人大会问题、

   12，“高饶事件”问题、

   13，“四清”运动问题、

   14，“文革”发生的原因问题、

   15，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争论、

   16，“第一号令”问题、

   17，设国家主席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问题、

   18，“九一三事件”问题、

   19，粉碎“四人帮”的问题、

   20，中苏关系问题

   以上20个问题中，只有第1是长征前的问题，第2、3、4是长征中的问题，第5是延安时期的问题，其余15个都是建国后的问题，第14-19则是有关文革的问题。

   韩钢是1958年出生的学者，从它个人的阅历经历来说，他研究这些问题都不是因为有个人切身的感受。他是把国内党史学界研究这些问题得到的成果或出现的分歧加以综合。但由此也可见，至少是到韩钢写作此文时为止，还没有人对于所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的最高领导人”这个弥天大谎产生疑问。

   韩钢说：二〇〇二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高华教授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本书是关于延安整风最翔实的著作。全部材料都是来源于公开的文献、回忆、著述，没有内部档案。它的核心观点是，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他在整风中运用他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彻底转变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他为最高权威的上层结构，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

   高华的这本书既然取名“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对“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这个问题难以回避。我细细品味文意，高华是尊重事实的，也就是在叙述中按照事实陈述，仅仅没有明确指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并没有被确立为全党全军的领导人。

   在第二章“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和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的第一节“毛泽东逐步掌控军权、党权”中，高华写道：

   极具现实感的毛泽东深知，在1935年，他实现其道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然而，遵义会议及以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人事变动，只是使毛在中共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第一次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离执掌党和军队“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这种状况虽非令毛满意，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期改组中央机构阶段，进入了中央常委会，但是红军的指挥权仍归周恩来。毛泽东开始利用战争的紧急环境，有步骤地扩张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影响力。1935年3月4日，在张闻天的提议下，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签发命令，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这个建制与任命，虽然没有改变周恩来的最后决策者的地位，但是，毛泽东事实上已开始以政治委员的身分，担负前敌总指挥的职责。

   ……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成立“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批准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至此，毛泽东才正式进入军委最高领导机构。

   在第二节“从毛、张（闻天）联盟到毛、刘（少奇）联盟”中，高华写道：

   为了反对博古等人的极左的领导，从1934年10月起，毛泽东就加紧了与张闻天的联络，在毛的启发和诱导下，张闻天和王稼祥相继从原中央政策的拥护者转变为批评者，成为毛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重要支持力量。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鼓励张闻天与博古、李德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让张闻天在会议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决议，此举使张闻天在党的核心层内的作用明显突出。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至此张闻天成了事实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张闻天成为中央总负责人之后，193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也取代了周恩来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地位。至此，毛泽东与张闻天，一个全力掌管军事，一个集中精力于党务，两人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高华在事实上否定了所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这个问题，但他未能明确揭穿这个长征历史上、中共历史上的弥天大谎，对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总书记，采取了“负总的责任”和“事实上的总书记”的含糊表述，好像连“名义”都没有，而且，他表述的“毛、张（闻天）联盟”把毛排名在张前，正暗含着毛为主张为次的意思，但是，既然要追究“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这个问题，如果不从源头上明确地澄清“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这个无中生有的问题，那么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这是高华著作的缺陷。

   何方说：

   到陕北后毛泽东已成为中央红军的统帅，作为党中央第一把手的张闻天，需要在工作上同毛泽东紧密合作，所以这一时期他们两人联名发的电报也最多。据统计，从1935年10月长征结束到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签署或同别人联署的电报共有451份，其中同毛联署的为286份，占64%，主要都是1938年以前两年发的。另据张培森编辑《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后抄送来的材料，这期间署名“洛毛”的电报有220封；署名“毛洛”的为36封，又多在1937年12月会议以后。1938年二人联署电报已大为减少，其中署“洛毛”的只有1／3。六届六中全会后联署电报更少了，而且都是毛领衔。

   这说明1938年前即使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可以称之为“联盟”的话，也不能叫“毛张联盟”。

   年龄可能略大于韩钢的高华，文革时还在读小学。他有文革的经历阅历，而文革是延安整风的延续与重演，因此在破解历史迷雾时，能够感同身受，比较容易进入各种参考资料文献档案的历史语境，并且作出惟妙惟肖的叙述。但是，要准确地明确地破解“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这个谎言，他还缺少亲自参与共产党革命的经历与阅历，所以他的不足不是有意作伪或故意讳饰造成的。再说，这个遵义会议的谎言太离奇了太离谱了，常人的思维是很难怀疑，很难破解的。其实，在中共党史研究上，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不是三五个人、七八部著作就可以完成的。最近张戎所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在香港出版，好评如潮。从我读到的一些介绍来看，该书在揭露长征历史的伪饰、隐瞒、造假方面，可以和何方的《党史笔记》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