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月 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过了21天，1月26日，毛泽东下达《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过了13天，2月8日，59岁的重庆民生轮船公司的总经理、被称为中国“船王”的卢作孚在参加该公司的五反动员大会上，由他提拔，并且从香港带回的通信员关怀，在会上对他进行肆意的诬陷与攻击，使他的人格尊严受到无端的侵犯与羞辱，当晚回到家中之后，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与世长辞。

   在中国可以筛选出一百个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及其代表人物，但是在资望、人格、功勋、才智、资质方面，综合起来，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相匹的人，更没有可以取而代之人。

   如果这个自杀的人，是荣毅仁，是十个荣毅仁，是中国排名前十位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么，当时的人，后来的人，大概也不至于这么扼腕哀叹。

   然而这个自杀的人偏偏是卢作孚，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一个无可替代的人，是一个代表了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方向的人，一个投身实践，把教育救国、农村建设、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实业救国完美地结合起来，把知识分子、实业家和政府官员三重身份完美地结合起来，为社会改造、为国家进步、为抗战大业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人，而且他是在毛泽东亲自发动与领导的惊天动地的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中第一天自杀的人。

   毛泽东无论指示要打多少老虎，也不会让卢作孚充数。凭了卢作孚解放后从香港回来，还率领了一个庞大的共产党望眼欲穿的拥有18艘轮船的船队，那是雪中送炭，毛泽东是绝对要保护他的。当时还远远没有到“推完磨杀驴”的时候。因此，毛泽东对于卢作孚的自杀应该是始料未及、出乎意外的。

   最近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五反运动在全国导致了大批的自杀事件，卢作孚之死对北京高层的震动不可小视，3月中旬运动开始降温。但全国经济形势仍继续下跌，4月间毛泽东指示说：‘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1）

   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和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和《上海‘五反’斗争的策略和部署》（《薄一波文选1937—1992》）这些官方文件中至今没有透露此事，但从中可以隐约看到，卢作孚的自杀，确实是“对北京高层的震动不可小视”。听说周恩来曾专飞重庆处理卢作孚的丧事与善后事宜，按照情理推想是可能的。卢作孚是他派人到香港邀请，由香港地下党专门安排于二十个月前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两次宴请卢作孚，可谓礼遇颇高。这本来是中共统战的大手笔，大成就，值得张扬。但是回到重庆之后，卢作孚以自杀出局，还不如当初不邀请他回来。周恩来一向充当毛泽东的救火队长，出了这么大的乱子，理当由他去灭火善后。此事是五十几年前，我的父亲对我说的。我父亲当时在上海中百公司钟表批发部做会计。我的小舅母卢国诚是卢作孚的三女儿（庶出）。舅舅远在重庆，不会不函告这些重大事情。将近五十年后我才见到舅舅，他仍持此说。虽然此时他已是望九之人，思维已经发昏，许多记忆不可采信，但这件事我觉得似乎可信，只是所有的文字记载都没有，我提供于此，留待将来证实。

   我在《五反运动的谜面和谜底》中说：有一种传说，作为中国“船王”卢作孚的自杀，是对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的“死谏”，那大概只是一种猜测，并没有任何根据。也许这是因为卢作孚在工商界具有特殊的地位，他和毛周之间又有非同寻常的友谊。大家猜想他以死相谏可能会使毛泽东有所收敛。其实对于开展政治运动，毛泽东是无所顾忌的。开展五反运动是他的既定方针，也是他得意的大手笔。他认为这是他创造的，有别于苏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手段。凭了一个卢作孚哪里阻挡得了已经起锚的航船！

   话虽如此说，但是卢作孚不比别人，不比资产阶级中的任何人，包括那些所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或民主党派中的头面人物。卢作孚的自杀，是对五反运动最强烈的反弹与抗议。这一点，毛泽东比谁都能感受到。据说，卢作孚留下了遗嘱，现在只见到他的儿子记忆的几条（见卢国纶写《卢作孚之死》），完全不直接涉及五反或中共。

   我细读毛泽东留下的“文稿”以及薄一波的文章，排比揣测，足以证明，卢作孚的自杀，影响到五反运动，影响了毛泽东的五反部署。概要而言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推迟了五反的步伐，特别是在上海，推迟了大约一个半月；第二是采取了“稳步前进，狠而不乱”（薄一波语）的措施；第三是缩小与减轻了打击的范围和力度，最初设想的“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举措，可能主要只剩下“罚款”。

   1月 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已经定性为“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那理所当然地要“坚决击退”了。敌人发起了进攻，自己当然要反击。哀兵必胜。这样，就为师出有名开展五反运动找到了充足理由，使自己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毛泽东的这一套谋略，在对付蒋介石、对付资产阶级右派的时候，可谓屡试不爽，百战不殆。可惜的是抗日的时候，他却采取“敌进我退”的方针。

   1月26日，毛泽东下达《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北京市的斗争是成功的，这里已经形成了“五反”的统一战线，已使占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陷于孤立，约有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其中大多数是投机商人)即将予以惩办(少数已予逮捕)。而在目前，给这样一个数目的资本家以惩办是完全必要的。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下面是北京市委一月二十三日给中央的报告,请你们加以研究，并仿照办理。此报告可在党刊上登载。（2）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暴风骤雨般的五反运动，就在全国展开。我们有必要解读一下毛泽东制定的这个五反运动计划：

   这个运动的领导是“各城市的党组织”，并“依靠工人阶级”；

   声势要“猛烈展开”；

   运动的目标就是得到“惩处”资本家的“理由”，惩处的方式有“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

   运动的重点是“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占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约有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动的资本家”——他们就是“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的对象；

   运动的时间是“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

   一方面是“猖狂进攻”，一方面是“进入‘五反’战斗”，采用这样的军事术语，更加强了肃杀的气氛。如此等等，真是杀气腾腾，于是全国大中城市的党委会动员了工人阶级，纷纷进入了进攻出发阵地。

   但是，正如以前以后毛泽东发动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一样，他是不需要作任何的调查论证，不需要采取任何的民主程序，也不需要事先对运动作出进程的安排，反正是只要能够做到有罪推定，师出有名，放手发动，大轰大嗡就可以了。至于怎样具体开展运动，政策界限，后果估量，他从来是不事前讨论安排，不讲科学，不讲民主，不讲法制，而是发动了再说，反正最后总是会取得伟大的胜利。这种领导政治运动的方法造成文革拖延了十年最后以他本人的逝世才结束。毛泽东已经执掌了政权，他从来不害怕造成天下大乱，特别这个五反运动，对国计民生会造成什么影响，他是不考虑的。在领导政治运动方面，他是完全彻底的一厢情愿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而中央政治局的他的那些左臂右膀们，从来都是充当他的应声虫。如果中国共产党内果真有过什么路线斗争，有过一条刘少奇路线，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不至于犯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决策错误，给中国人民造成万劫不复的苦难。

   这方面具有标志性的论据就是临阵换将。“1、26指示”要求“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因此，毛泽东于2月5日发电报通知华东局等，“派彭真、罗瑞卿去华东、中南帮助三反五反工作”。结果，彭真还没有出发，情况骤变，发生了卢作孚8日自杀的突发事件。原来由毛泽东独断朝纲发动的五反运动遇到了真正的阻力。这个冲击波使中南海发生了什么样的“震动”我们还没有见到任何记载，可是彭真没有去，是事实。到2月22日，毛泽东发给华东局的电报写道：“兹派薄一波同志来你处，其任务是在华东局的决定下考察及帮助上海方面的三反和五反工作。（《中央关于改派薄一波去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的电报》）薄一波是25日到达上海的（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为什么要换将呢？临阵换将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按照级别，彭真似乎略高于薄一波。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治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两相比较，薄一波在节约检查委员会是主任，是具体领导五反的“一把手”，而且薄一波从1949年起，“参与接管北平和组建新中国财经领导机构的工作”，在财经工作经验方面优于彭真。

   从卢作孚自杀的8日之夜，到决定彭真暂停出发，到22日决定薄一波去上海，这十三四天当中，中南海里是发生了一场“震动”。如果说，决策发动五反之初，政治局没有讨论的话，那么出现了卢作孚自杀事件之后，高层就不可避免地要仔仔细细认认真真面对这个问题了。如果没有互动，没有讨论，没有争执，那么，即使钦差大臣换将，也不需要十三四天。这十三四天，可能是用来统一认识，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看来焦点不是要不要开展五反运动，而是怎样开展。毛泽东终于知道对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确实是“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不可掉以轻心，不可虚张声势，不可等闲视之。卢作孚的自杀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毛泽东的锐气。毛泽东调整了部署，这应该是22日改派薄一波的背景和原因。大概原来他以为只要放手发动群众，“逮捕，徒刑，枪决，没收”那1％到2％到6％的反动资本家和最反动的资本家，就可以大功告成，鸣金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