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在自传中骂了三个人，一个是敦煌县县长陈冰谷的“卑鄙行 径”，一个是中央通讯社的摄影部主任罗寄梅为“骗子”，第三个是 不知其名四川大学某教授。第三个我不了解，不予臧否。陈县长我为 他辩了诬。这个罗寄梅，我也要为他辩诬：我敢说，他不是“骗 子”。

   我先照引原文如下：

   　　我的第一个步骤是在重庆物色我的合作者。结果，我又碰到一个骗子和一个自私的文人。有一个是当时中央通迅社的摄影主任。他对我说，他同头头搞不好关系，正在闹别扭，他愿意跟我去敦煌，并保证三年之内把敦煌壁画全部用摄影反映出来。我问他要买什么东西，他说：“不用买。现在就是有钱也买不到摄影器材。我在通迅社工作，可以借出一套器材来。”他说得天花乱坠，骗取了我的信任。还有一个四川大学的教授，是搞美术史的，他说也要去。这个人自私自利到了极点，这里就不详述了。总之，这两个人跟我一起去敦煌，一个把拍摄的照片资料全部带走了（现在这批照片资料在美国某博物馆），一个把自己所考察记录的关于供养人题记的资料也全部带走了，一点也没有给研究所留下。

   常书鸿说，他们花了整个筹备费五万元的三分之一，请罗寄梅等乘飞 机而去敦煌专门摄影，结果罗寄梅因为要拿到重庆冲洗，却一走了 之，再也没有给他照片或底片，以后，罗寄梅随国民党的败退而去了 美国。这样整个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解放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现在我 们研究敦煌壁画，最早的照片是斯坦因1908年拍摄的，而后就是解放 后拍摄的。如果有了罗寄梅的照片，对于了解壁画的保存、损坏、损 失等等是非常有价值的参照资料。因此，这件事更引起研究者极大的 愤懑，不少著作中都有斥骂罗寄梅的文字。

   罗寄梅和他的太太刘先他们应当晚于常书鸿到达敦煌，时间不详，离 开时间是1944年6月11日后。有邵芳的信件为证：

   　　1944年5月25日信：“所中诸人及中央（社）摄影主任罗氏夫妇等对我此番独自来此的勇气，有如进香的香客的虔诚情形，深加赞赏，”

   　　6月8日信：“可惜中央社主任罗寄梅夫妇与顾廷鹏先生明日要回重庆了。”

   　　6月11日信：“此番来千佛洞，多承罗寄梅先生、夫人及顾廷鹏先生多方照料与指教，使芳得益菲浅。相处虽日不多而甚投契，今彼等因工作完毕返兰，过肃州。兹特介绍前来，请代接洽车辆，还望好好招待。”

   由此可知，罗寄梅是1944年6月11日之后即离开敦煌回重庆。他在国 民党败退前去了美国，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因此其间有 长达5 年的时间在国内大陆。

   1945年底常书鸿牵儿带女经过兰州去到重庆，1946年6月中旬由重庆 回敦煌，那么，在这半年左右的时间当中，常书鸿直接或间接向罗寄 梅索要照片没有呢？1948年7～8月间常书鸿携带摹画赴南京、上海 展览，大约10月底返回敦煌，其间中国战局还没有发生巨变，罗寄梅 还在国内，常书鸿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可以向罗寄梅索要照片。即 使常书鸿没有去重庆、南京、上海，他也可以用书信等方式向罗寄梅 索要照片或底片。

   罗寄梅夫妇在盛胜保夫妇之后去了美国。在美国，他们两家相距七、 八百公里。邵芳有一封刘先给她的信。写信年代不详，信文是：

   　　这是几天以前的近照，我并没有觉得与你在敦煌的时候有所不同，除非头上的几丛白发？

   　　“白发”并不一定意义（似为“意味”）着老吧？一个人只要不“心生白发”他就永远的青春了，是吗？一笑。

   　　直到今天愚夫妇始终在做梦，在进取和工作不停。如果真能如他所说：“未可捕风堪‘捉影’，也留一卷在人间。”（按，“他”指摄影家、丈夫罗寄梅）如愿足矣。我们现在的生活，幸福也自由，为平生最愉快的时候。学校方面看得起我们，人情很温暖。这一点足以告慰于我们的老友。

   　　看你们的一包照片和长信，一切仍如往日。Frank Lloyd Wright（莱特）传薪弟子，仍是忠诚正直于他的学业，你更是那样具备着最高的生命活力！该为愚夫妇及儿女的师表，也是天下后世一切人的师表。

   　　你们的生活光辉，令人欢喜敬佩。如何不写一部自传？教导天下青年。或者将来维中执笔？不一定他是否搞文学。只要有感情，能对历史资料的直接把握。

   　　“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我们引领盼望之。即颂

   　　双福

   　　刘先再拜 　　8月8日

   由于罗寄梅、刘先的名字，在邵芳的书信与日记中出现很多，他们两 家的友谊延续了几十年，因此虽然“照片公案”这是一个外人非常难 以判断是非的是非，但我仍然要说说我自己的推测与臆断。

   我们看邵芳和罗寄梅夫妇在敦煌的交往，后来在南京以及美国时两家 的交往，罗寄梅夫妇都是注重友情、为人正派的知识分子。他们和 “骗子”两个字实在搭不上钩。

   邵芳于1946年5月中下旬去了南京，直到1947年4月16日去美国，这一 年当中，在她的日记中涉及罗寄梅以及敦煌的记载，实在不少。现抄 录如下：

   　　属于1946年，没有日记可查。

   　　1947年1月2日日记：应上海铁路局陈伯庄局长邀请，与南京的众艺术家赴沪，其中有罗寄梅，至7日归。其间与罗寄梅还有私人交往。

   　　1月8日日记：“应赶快为常书鸿购颜料寄上。”

   　　1月16日日记 ：“今天拿到了费太太（指费正清的夫人费蔚梅）给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的信，我于十时抵教部，未能见到次长，顺便探听敦煌艺所的事，谓已呈行政院，但迄今行院未批准，所以敦所仍暂属中研院。”

   　　18日日记：“至罗寄梅家，有吕斯百等在。”

   　　2月4日日记：“约3时我去找傅斯年……傅斯年谓教部已允敦所每年3,000万临时费。”

   邵芳先于盛胜保大约100天去美国，而后盛胜保的信中还有记载：

   　　1947年5月28日信：“罗寄梅见过两、三次，在joe那里同吃过一次饭。”

   　　6月7日信：“接常书鸿来信：尊夫人应聘赴美，至为欣卞。关于今后联络关系，尤觉需要。盼吾兄去函时代为表达，拟请在美接洽研究工作图片之印行、出版及购置有关敦煌壁画之美国书籍。如能赐知在美通讯处尤为感激……九月间来京一行，届时当趋前洽教。”

   从上面绝对是不全面的记载，可以知道，邵芳与罗寄梅、与常书鸿都 保持着联系，那么，常书鸿为什么不通过邵芳向罗寄梅索要照片呢？

   邵芳因为与傅斯年私交甚好，又认识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所以她又热 心地打听关于敦煌艺研所的归属与经费消息，沟通敦煌与中央的关 系。

   常书鸿，在重庆住了半年，于1946年6月，他把儿子、女儿托付给吕 斯百之后，又回到了敦煌。

   常书鸿回敦煌，是由于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的大力支持，提供了比 较充裕的物质条件。这方面，他在自传里作了详细的叙述：

   　　我在中央研究院里找人也没有找到。经过两三个月的奔走催促，在5月间找到了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院长。他刚从延安参观回来。他当时代表中央研究院的朱家骅，作为留守在重庆本院的负责人。我向他汇报情况以后，他对我孤军奋战、坚持在戈壁之中保护敦煌文物表示十分钦佩和赞赏，并要我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来，一定帮助解决。我提出了关于经费、隶属关系和补充人员、购置图书等问题。他说，敦煌艺术研究所今后是隶属中央研究院一个所，增加人员、购置图书设备马上可以办到。我还要求有一个方便的交通工具，最好是卡车，以便我们将添置的人员设备一起运到敦煌去。最后他帮助拨来了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我们还购置了一台小发电机和照相机、胶卷以及绘图用的纸张、画笔、颜料等。这辆十轮大卡车，满载着我复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希望和新招收的人员、材料开向敦煌。

   常书鸿之所以对傅斯年作了比较好的叙述，除了事实以外，恐怕也和 这时大陆的学术界对傅斯年作为学者、思想家的评价有所改变有关 系。

   至于傅斯年如此热心，邵芳敲边鼓的作用也不会小，因为邵芳成了傅 斯年家的常客。远在初到重庆，邵芳给去了北平的丈夫盛胜保的信里 就写到“常仍主持千佛洞，可得几千万经费，准备去上海办货，暂不 去肃。”自传说，“由中央研究院向军政部陈城要求，军政部后勤部 （实际上叫”联勤总司令部“）在美军遗留物资中调拨来的大卡车是 美国的斯蒂贝克牌。”其实，联勤总司令俞大维是俞大因（曾昭抡的 太太）、俞大彩（傅斯年的太太）的哥哥，邵芳和他们一家都很熟， 不能不吹风。常书鸿一行就是开着这辆当时吨位最大质量最好的载重 汽车，装载了各种所需的物资，返回敦煌。

   邵芳回到南京，盛胜保还在北平。5 月24日她写信说“常书鸿来信， 可能聘我为驻京通讯员。”这时常书鸿还没有离开重庆，可见他已经 在安排回敦煌后的工作了。

   邵芳在南京住了将近一年出国，其间不断地向傅斯年、杭立武（教育 部次长）去打探敦煌的归属、经费问题，并向常书鸿报告。邵芳还为 常书鸿购寄绘画用品。

   总之，从罗寄梅1944年6月离开敦煌，到常书鸿1948年10月回敦煌， 其间有四年多的时间，常书鸿可以通过信件、也可以通过邵芳、还可 以直接向罗寄梅索要照片。既然常书鸿在自传中没有提到这些可能， 因此我们只能认为他没有作出主动的索取。不知为什么错失了这么多 的机会，反而用“骗子”来指责罗寄梅。

   至于罗寄梅那一方面为什么不主动交出照片，也是令人难以破解的 密。

   难道在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纠葛吗？

   这是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罗寄梅如果果真行骗，我没有袒护他的必要，如果他没有行骗，尽管 他已经作古，我想也应该澄清。我们对待历史，而且是这么简单明白 的是非，最好不要含糊，更不要颠倒。因此我对于“骗子”一说，感 到难以苟同。

民主论坛 上载：[2006-04-20] 修订：[2006-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