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常书鸿自传中的一段奇特的文章，中心人物为敦煌县县长陈冰 谷。我摘选了1,826字，请读了之后，再读我的评论。

   　　……为了加强管理，保护树木以防风沙，我们计划建造一堵长达两公里的土墙，把石窟群围在土墙里面。

   　　我把这一计划向敦煌县陈县长提出，并希望得到他的协助。这位县太爷听我讲完，顿时哈哈大笑起来。他挖苦地说：“你大概是书读得太多了吧，真是一个书呆子！”我听了十分生气地对他说：“这并不是笑话，这是急待解决的问题，否则石窟的大量民族宝藏日夜受损失，难道就听之任之？”他看我生气了，也严肃地对我说：“教授先生，这里可不是湖北和你们浙江，我们是在敦煌千佛洞鸣沙山的脚底下，这里满是沙、沙、沙，叫我哪里弄土去？没有土怎么筑墙呢？尤其是一堵六尺高近三里长的墙，这简直比修万里长城还要难。我的教授先生，实在没办法！”

   　　“没有办法。”这句话当头一棒，我惘然若失地回到千佛洞。这是我头一次与当地官员打交道，没想到就碰了壁，还遭到他一番来的路上，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心中充满悔恨、愤慨，奚落挖苦。……

   　　庙会期间，真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派节日盛况。但随之而来的是秩序维持和石窟保护问题。虽然县里出了“布告”，也无济于事，结果洞窟搞脏了，树林中不少树皮和枝丫都被牲口啃得一团糟。我们坚持让这位“县太爷”来此看一看情况，采取措施，并趁此机会，再次提出修筑围墙的问题。县太爷果然也来了。我把老乡修土墙的情况告诉了他，并说：“修墙一方面是今后防止游客破坏，一方面是防风沙侵蚀。如果不修墙，继续损坏下去，责任理应县里负。”这一来，县太爷怕负责任，勉强同意派人来研究修墙计划。这位“县太爷”还答应由县政府和敦煌艺术研究所联合发出布告，宣示敦煌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已正式收归国有，并保护千佛洞、禁止放牧牲口和私自进洞窟等。修墙的计划总算有了一线希望。

   　　农历四月八日的庙会过去了，香客们纷纷离去，千佛洞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只有那些被啃过皮的树木裸露着白花花的伤痕。

   　　在我们催促下，县里果然派来一个负责工程建设的科长。他打了一下算盘说，一个二米高，二千来米长的土夯墙，要2.7万个工，至少需要2.7万元，加上材料、工具等不能少于三万元。以每天300人施工，需三个月竣工。但我们手中只剩下一千余元了，还要维持生活，等教育部汇款来，更要一段时间（我们一到敦煌就打电报要求汇款，至今三个多月无回音）。最后，决定缩小规模，只修一个l,000米长的墙。……

   　　我又找到县政府，提出先由县里借款动工，汇款一到便还账。这次竟意料不到地满口答应。他说：“我也认为必须赶快把围墙修起来。款子的问题，现在正是青黄不接之际，鄙县也很紧张。但部里的款子久汇不至，为了公事，鄙人有个解决办法。你是个书呆子，暂不要管这些人。由县里想办法雇人、备粮、备柴、备车等等。至于经费，等部里款子寄到后，咱们再来算帐，不要忘记包括你的‘大作’在内。”他的突然慷慨使我既意外又怀疑，但事情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关头，也只好由他一手包办了。我最后也答应了送他一张千佛洞风景画为酬谢。

   　　十来天以后，县里派来一个科长、一个科员和五个警察，还有100多个民工，随即粮食、柴草等也都运到千佛洞。经过50多天的施工，民工们起早贪黑，终于即将完工。不料，最后几天，忽然出现民工逃跑的事。我一了解，才知道了真相。原来这些民工都是县太爷派的公差，没有任何报酬，民工用的粮食、柴草都是各乡民工白备。有些乡村收成不好，被派的穷苦民工带的粮少，吃不饱，活又累，实在饿得难熬，只好逃回去。这消息使我大吃一惊。

   　　该县长的卑鄙行径，使我怒不可遏。我在国外期间，曾一度片面强调过西方文明，重洋轻中。直到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中，我才发现了灿烂的祖国文化艺术，发现了伟大的敦煌艺术宝藏，从迷途中惊悟过来。我怀着一股强烈的赤子挚情远涉重洋回到祖国的怀抱，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令我失望。我离开乌烟瘴气的重庆，来到三危山下，把对祖国的热爱寄托在这举世无双的民族事业上。当我刚刚在保护这些千百年艺术匠师劳动成果的工作中迈出微弱的一步时，美好愿望却遭受到这个县长可耻的亵渎，变成他投机自肥的赌场，向劳动人民转嫁灾难。第二天我赶进城去质问姓陈的县长。这家伙一看阴谋已被揭穿，便吱吱唔唔地搪塞起来，什么“你说得有道理，但我们是个穷县，借不出钱呀”，“老百姓对千佛洞老佛爷很虔诚，给干佛洞修墙是好事呀”等等。我对他说：“你要把每个民工的姓名、住址造一个花名册，钱一汇到，便把报酬送还他们。”但使我内疚的是，这桩心愿始终因这笔钱未汇宋而未能实现。不过，当时这堵千米土墙，的确对保护洞窟和林木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是劳动人民为干佛洞贡献的一份力量。

   常书鸿走马上任之后，首先面临的是洞窟保护问题，即防止当地民众 在举办庙会时，进洞住宿，生火做饭以及马匹啃树，因此计划在洞窟 的外面建立一道墙壁，以阻挡农民进洞。最后，在敦煌县的陈县长支 持协助之下，最后由一个科长和五个警察督导，以及100多个民工， 经过50多天的辛勤施工，建起了一道二米高、近千米长的土打墙。

   在请求县政府协助修建围墙的过程中，由于这位陈县长向常书鸿讨要 一张“大作”，“我最后也答应了送他一张千佛洞风景画为酬谢”─ ─至于送了没有未作交代，对此，常书鸿用了许多语言臭骂这位县 长，说“该县长的卑鄙行径，使我怒不可遏”。

   本来，这些民工的工资是应该由研究所支付的，但是教育部始终没有 汇款去，最后完全赖掉。对于如此严重地“剥削”民工这事，常书鸿 表示了“内疚”，但是却毫无道理地反咬陈县长一口说：“当我刚刚 在保护这些千百年艺术匠师劳动成果的工作中迈出微弱的一步时，美 好愿望却遭受到这个县长可耻的亵渎，变成他投机自肥的赌场，向劳 动人民转嫁灾难。”

   我想，常先生是在50年之后来做这样的臭骂，陈县长早已长眠地下。 如果他还活着，而且不是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身份，能 够来为自己辩解几句的话，他会说什么话呢？也许他会问：

   　　“常所长，请问我哪里‘亵渎’了你啊？我们敦煌老百姓给你白干了几千个工，你不给一个钱，反而说我‘亵渎’了你，‘投机自肥’，‘向劳动人民转嫁灾难’，你良心何在？我只不过向你常所长讨要一张画，就值得如此臭骂吗？要是我不讨要你的‘大作’，你就可以心安理得保持了你的“美好愿望”了吗？你一张画能够抵几千个工日的工资吗？”

   陈县长难道真是为了一张“大作”才这么热心征发徭役的吗？照我看 他是不敢得罪常所长。因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是“国立”单位，筹委会 主任委员是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常所长是监察使大人亲自 护送上任的。这么大的头衔与来头，一个县长敢于顶撞吗？你凭什么 能够这样威胁陈县长说：“如果不修墙，继续损坏下去，责任理应县 里负。”这还不是因为你仗着“国立”的大招牌，仗着高一涵的虎威 吗？

   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来旁证。著名的历史学家向达到敦煌考古，临走 前夕，敦煌县长大人夜晚带着四位乡绅，去给他送礼，求他到了兰州 向省府大员代为呈请，将安西县的西湖归入敦煌，将指派送至星星峡 的一批草料，减少路程，改送到安西县城。如此请求，这其实是为本 县的利益想“通省”。这位县长不了解，向达只不过是一介学者，他 和常书鸿大为不同，和省府大员没有关系，找他疏通，恐怕难以奏 效，这位县长不过是病急乱投医。（见夏鼐《敦煌考古漫记》）这是 修筑围墙之后不久的事。以此为例，就可见县长大人对于常所长的卑 惧心理了。他哪里敢冒犯常所长啊！

   至于常书鸿，当然知道，官府强征民工服徭役是“剥削”问题，“剥 削”是地主该打倒的充分理由，是中共打天下的杀手锏。现在，他事 实上造成诓骗民工白干活的后果，比官府明文征发徭役还要可恶，自 己竟然和陈县长捆绑在一起，成了一丘之貉，即使几十年后回想起来 自己良心上也不平衡，于是以臭骂陈县长转移了自己的责任。

   50年后，作为一位颇有身分地位的大师，这样来臭骂一位于己有恩无 怨的旧县长，如同鲁迅说的“打死老虎”，岂不是有点掉价！据说， 张大千在敦煌，为了取得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送了一百多张画给 人，毫无怨言。向达去考古，也要宴请一下当地官绅。这都算是人之 常情。退一步说，即使不修围墙，陈县长讨要一张“大作”，你骂不 骂？常书鸿大师在这里实在是表现了小孩子的矫情！

   敦煌是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它的人口是27,585人（1943年6月）， 这27,000多人却几乎全部集中于一个东西宽约24公里，南北长约27公 里的沃洲中。”（夏鼐《敦煌考古漫记》，百花文艺出版社）县政府 要召集100多个民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最后一钱不给！

   我甚至妄想：如果陈县长生活在今天，他能不能评为“先进县长”？

   写了上面的话之后，我发现在常先生写的《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 危机》中，还是这位陈县长，1948年在常书鸿的笔下，是另外一个形 象。请看常先生的叙述：“千佛洞在敦煌城南40华里处。1944年研究 所成立后，请示甘肃省政府谷主席同意，由当时敦煌县长陈冰谷发动 地方民工，开了一条直达千佛洞的汽车路。……”

   关于筑墙，常先生在同一篇中也有叙述：“研究所在这三、五年来， 保管方面显著的工作，是造了一条960米的围墙，把主要的石窟与树 林，及中下二寺均圈在围墙里面。”

   这里的陈县长或陈冰谷县长，显然是一位为研究所做了好事的县长， 由他主持，发动民工，筑了围墙造了公路，研究所没有支付一个小 钱，当初常先生对他心存感激毫无菲薄，可是事过境迁，40年后却惹 得常先生前后写了四个页码对他大加挞伐！实在是叫人莫名其妙。

   我猜想，大概在常先生的属下中，有一些是抗战胜利后、解放前进所 的人，见过常先生和陈县长过往密切的旧情，文革中免不了要在这方 面大胆怀疑，大做文章，大肆炒作，逼他交代两人的关系等等。和国 民党的县长亲亲渥渥，这还不是一发“打倒”常书鸿的穿心弹？常先 生为了证明自己转变了立场，划清了界限，所以只好昧着良心“鞭 尸”。这当然是我根据参加历次运动经验的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