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所40年之后，常书鸿写自传的时候，他忘掉了一个人──高一 涵。这个高一涵怎么能够忘掉呢？难道常书鸿得了健忘症？自传说： “1943年2月20日清晨，我和李赞廷、龚祥礼、陈延如、辛普德、刘 荣曾一行六人……（离开兰州）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 “1943年3月24日，我们六个人盘坐在千佛洞中寺破庙的土炕上进晚 餐。”事实上，他们之中还有一个叫高一涵的人，总共应该是七人， 而不是六人。忘掉这个高一涵，决不是无心无意。

   在建所的“五年后，常书鸿满怀深情地写道：‘我们随着高一涵先生 于1943年3月24日抵达千佛洞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抗战的第七年。 这个已经沉睡了近十个世纪一度被人遗忘的古迹，能在国家艰苦困难 的局面中重创正式保管和研究的机构，我们应该感谢政府的措置。所 以当我们到达的瞬间，在万籁俱寂的山谷中，听到从大泉淌来的那一 湾细流的水声，仿佛是象征着中华民族一种活力的透露的似的。从远 古时候起，这条古称宕泉的流水，象中华五千年文化活力一般地没有 一个时候止息过！’”（《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

   上文还说到，“高一涵在临别的时候对我说：‘现在你们要抱着白手 起家的精神，在千佛洞孤岛上开辟一个新天地！’”

   既然事实上是“我们随着高一涵先生于1943年3月24日抵达千佛 洞”，那么，到了晚年写自传，为什么要来这么一刀剪裁呢？

   高一涵是什么人呢？他是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还兼国立敦煌艺术 研究所筹委会主任委员，地位略似于解放后的中共中央西北书记彭德 怀，不过“监察使”的职权和西北局书记不能相提并论，差远了，但 是它的职责在于“监察”，既没有行政实权，却又有“监察”五省省 长的特权。孙中山构建的政府是五权共和制，在行政、立法、司法、 考试之外，还有监察，五院并立，互相抑制。抗战时期各地区的监察 大员都是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具有极高的号召力影响力。他们对 封疆大吏可以行使监察职责。

   高一涵是一位文人，“5．4”运动时期是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张申府、丁文江、蒋梦麟等并肩呐 喊，名噪一时，例如，他说：“以我们自己的良知为标准，国家是不 能钻入精神界去干涉我们的。”“我们所讲求的是法治不是人治，所 研究的是法律不是命令”，总统的职责是按法律履行公务，不能包办 人民的一切，否则，就是违背了法律的原则（《非“君师主义”》， 《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文人做官不同于政客做官，所以他竟然 亲自送常书鸿到敦煌。

   常书鸿到敦煌履新，是开辟一项重要而崭新的任务，需要地方当局如 酒泉专员、敦煌县长的配合支持协调。高一涵就是把常书鸿介绍给他 们。这对于日后地方当局积极支持常书鸿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高一涵亲自送常书鸿从兰州到敦煌，行程长达一个月有余，途中也同 样是风尘仆仆，千辛万苦，可见他对常书鸿的礼遇是如何隆重，也反 映了常书鸿作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骄人的地位。所以五年 之后，常书鸿在回叙这段历史的时候，劈头就要写道：“我们随着高 一涵先生于1943年3月24日抵达千佛洞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抗战的 第七年。”

   这一段话说得多么好啊！可惜的是到了共产党手下写自传的时候，他 要把高一涵“蒸发”掉。难道这有什么耻辱、忌讳吗？晚年常书鸿写 自传，就怕和国民党沾边。是恐惧，还是什么？

   （2005初稿；2006改稿于山东大学附中）

民主论坛 上载：[2006-04-18] 修订：[2006-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