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去敦煌，不是什么陈凌云参事说项，而是常书鸿他自己利用职 务之便，捷足先登，因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是一个美差。敦煌艺术 研究所是由国防最高委员会议决建立的一个研究所，教育部唯一的一 个直属研究所。当时政府的这一个举措可谓震动朝野。其名气之大， 规格之高，在当时是无出其右者。

   常书鸿是怎样得到所长美差的，李廷华介绍的原因，也许更接近实际 情形。请读李廷华写的《敦煌轶事──王子云、张大千、常书鸿》：

   　　“几乎就在于右任前往敦煌的同时，由教育部派出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正在团长王子云的带领下向敦煌进发。这是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以艺术文物为考察目标的专业团体，早在1940年8月，就成立于重庆；几乎就在于右任前往敦煌的同时，由教育部派出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正在团长王子云的带领下向敦　煌进发。这是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以艺术文物为考察目标的专业团体，早在1940年8月，就成立于重庆；前往敦煌之前，已经在陕西、河南、甘肃等地进行了一年多以佛窟、陵墓雕塑壁画遗存为重点的考察，其主要目标正是集中国古代雕塑壁画大成的敦煌。王子云于1930年底至1937年初在法国留学并游历欧洲。在这期间，他倾心于恩克尔曼的田野考察学派，也接触到伯希和、斯坦因有关敦煌的著作。他看到中国传统艺术在西方大受宣扬，也看到文物商人卢芹斋等将大量国宝偷运西方，顿生‘国耻’。

   　　“1937年回国之初，恰逢‘卢沟桥事变’发生，遂就教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为一级教授。王子云曾经帮助欧洲著名雕塑家朗多维斯基完成南京中山陵国父坐像，又是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小学时期的老师，在国内雕塑界为一时之选，受聘创作重庆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因为敌机狂轰滥炸，王子云便向教育部要求，组织一个艺术文物考察团，往西北工作，这时候是1940年夏天。在所有对敦煌进行研究的学者里，王子云是惟一一位接受过中国和西方高等美术教育的雕塑家。考察团完成在敦煌的工作后，先在兰州举办了成果展览，又于1943年元月在重庆举办第一次敦煌艺术展览。三天展期，给沉闷的山城带去一股强劲的“西北风”。开始只有一间展室，被参观者挤得无法继续进行，教育部又决定在中央图书馆单独展览一星期，有三万人参观。关于研究所的成立，王子云回忆：考察团在敦煌活动期间，曾经给教育部写过要求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报告，并有具体的研究计划。报告书送上教育部以后，由艺术教育委员会处理，这时候的艺术教育委员会秘书是常书鸿。报告很快得到批准，由常书鸿任筹备委员会主任，王子云任副主任。王子云认为常书鸿是个专业油画家，让他来主持敦煌研究不甚合理，于是不肯居常之下，没有参加敦煌研究所的工作。

   　　“常书鸿当年留学法国时期，和王子云很熟悉，回国以后，他在北京艺专当教授。抗日战争开始，北京和杭州两所艺术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两校原校长均去职，由滕固出任校长，常书鸿任大专部主任，王子云任中专部主任。学校为在昆明建校舍，由常书鸿和王子云打前站，并联袂晋见云南省主席龙云。那段时期，常、王二人是形影不离的。王子云对常书鸿个人，没有什么訾言，他认为应该由自己来做敦煌研究的头，也是从学术出发，只是在中国文人的习惯里，不怎么‘温良恭俭让’罢了。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和组建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样的事情，全权在教育部，而这时候的教育部长，又是于右任的老对头陈立夫。其间幽微非王子云一介书生可悉。常书鸿离开国立艺专以后，就到教育部任职，与陈立夫接触比王子云多，这应该是他被派敦煌的客观条件。当时发表的名单，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都是委员，但由常书鸿来主持研究所的工作已经明白。1943年3月中，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张大千和王子云都没有出席，也没有参加研究所以后的活动。王子云对常书鸿任职只有一句评价，即认为他是专业搞油画的，言下之意，对雕塑艺术还是外行。 　　 　　“王子云以后辗转到西安美术学院担任美术史教授，于1957年60周岁时被打为右派。” 　　 以上全文转述了李廷华的文章，原文载于《书屋》。我觉得李廷华的 叙述是合乎逻辑的。这恐怕是常书鸿要扯出一个陈参事说项的重要原 因。

   但王子云著《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我没有读到，也 找不到，托人到西安也买不到，很遗憾。

   （2005初稿，2006改稿于山东大学附中）

民主论坛 上载：[2006-03-15] 修订：[2006-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