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民政府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原因，我已经引述了常书鸿的解 说。他说是“为了应付舆论，装潢门面，重庆政府被迫指令教育部筹 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其实，敦煌艺术研究所是由国防最高 委员会议决建立的一个研究所，教育部唯一的一个直属研究所。当时 政府的这一个举措可谓震动朝野。其名气之大，规格之高，在当时是 无出其右者，此外还有于右任、傅斯年这样的大腕级人物力挺于上， 因此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不同于艺术教育委员会秘书是一个闲差，相 反它是一个美差，容易得到上头的支持，至于处在塞外绝域生活艰苦 倒成了小事，再说去敦煌也确实是常书鸿的夙愿，前面探路的人已经 不绝于途，敦煌早已不是塞外绝域，大寒荒漠，这样唾手探囊的差事 岂能不捷足先登！

   常书鸿当然要尽量避免实话实说。在《破釜沉舟去敦煌》一节中，他 写道： 　　“谁来负责研究所的工作？在国民党政府里的官僚们只会作官当老爷，决不肯离开安乐窝，不肯西出阳关去担当这份无名无利的苦差事。再说，他们中也的确没有‘懂行’的人，就只好托人在文化界朋友中物色。”

   于是，常书鸿说了一个踏破铁鞋无觅处，自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故 事：

   　　“第一个同我谈起去敦煌工作的是当时在检察院当参事的陈凌云。他是我在法国留学时认识的。1934年夏，他到法国考察战后法国救济事业，来巴黎找我做他的翻译。因为那时中国大使馆抽不出人来，我陪他参观并为他翻译了不少资料。他说回国发表时用他和我两人的名义，他回国后出版时却只署上他个人的名字。1942年在重庆，有一天我去裱画，恰巧碰上了姓陈的。见面时我没有理睬他。他却对我说以后要来看望我，他现在是检察院参事。事隔两个月之后，他真的来找我了。他说：‘你不要生气了。这次找你，我有正经的事。你不是想去敦煌吗？现在机会来了。于右任建议教育部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想让你去当筹委会副主任。筹委会主任由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担任。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回去报告。’接着，他还向我赔礼道歉一番，表示他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我去敦煌。我接受了这一邀请。”

   我们且不必计较这个油嘴滑舌的说项者陈参事，我们也不必怀疑这个 故事的真实性，问题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常书鸿自己是画家，是一个 立志去敦煌的画家，而且还担任着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秘书的工 作，那么，在这个故事的背后，叫人觉得常书鸿对于当时有关敦煌的 如下事情似乎漠然无知：

   ◆1940年由教育部派出的由王子云当团长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到敦煌考察；

   ◆张大千招招摇摇地在敦煌临画；

   ◆由中央研究院派出的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向达写自敦煌的文章《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经傅斯年加上按语，1942年底在《大公报》上连载3天，接着还有贺昌群的文章《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

   ◆于右任到敦煌的考察，随后提交的《建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案》，发表于1942年2月15日的《文史杂志》……

   但事实上常书鸿对于这些事情是全部知道的，可以说了如指掌。这在 自传附录二《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一文中，说得明明白 白。既然这一切都在他的关注之中，在他的视野之中，甚至于就在他 作为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秘书工作涉及的范围之内，那何必要拐弯 抹角，故弄玄虚，写这么一个陈凌云说项的故事呢？

   这恐怕还是要撇清自己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撇清和艺术教育委员会的 关系，撇清和张道藩的关系。从1952年的“忠诚与老实运动”，经过 肃反，直到文革，他受到的“审查”在心灵中留下了太多的阴影。这 一条很可能是文革中给常书鸿戴上“反革命”帽子的“罪证”。因 此，到六进制90年代写自传时仍然无法排遣历史留下的阴影。

   此外，我甚至于怀疑他是要撇清自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嫌疑。 敦煌艺术研究所是教育部的直属研究所，具体事项当然要由教育部的 艺术教育委员会负责。常书鸿作为这个委员会的秘书，其主任张道藩 又是兼任，因此，常书鸿想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岂不是易如反 掌？！

   我再举一个例子：

   自传写1951年在北京举行“敦煌文物展览”，常书鸿认识了瑞典公使 阿马斯顿先，并且和他之间发生的一件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常书鸿写 道：“不久，我接到瑞典公使给我的来信，邀我全家到瑞典驻华使馆 去做客。我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邀请不知如何办。我把这个情况请示了 郑振铎局长。他同意我按时赴约……”原来瑞典公使是向常书鸿转交 抗战前他寄存在德国大使处的一卷油画。回到1951年，当时的确有一 个“外事纪律”的约束：任何人和任何外国人的任何交往都要经过请 示批准和事后汇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对于这位在法国生活过 十年、在国民党政权下生活过十几年的常书鸿来说，对于这种“纪 律”，也出现了“不知如何办”的失措，诚惶诚恐，谨言慎行，而且 几十年后还是以“交代”的口吻来叙说旧事，人都走到地狱的门口 了，却没有摆脱那种身心受到几十年桎梏的恐惧，真是可悲！

   常书鸿去敦煌，追溯其起因，充满了融融的诗意，可是写到实际成 行，却这么杀风景：拿出一个陈参事来做鱼饵，却好象抓了一只苍蝇 塞到嘴里，叫你吞咽之后还要谢他。我看常书鸿之所以要这么写，既 非实情，也非心意，心中有太多的难言之隐需要掩饰，而心中一切美 好的情愫都变成了不堪回首的粪土垃圾。思想改造、文革，本质上就 是以假、恶、丑毁灭人间的真、善、美，取代人间的真、善、美。常 书鸿就是一个适例。

   我看关于去敦煌的起因由来，常书鸿说的是言不由衷的谎话。有道 是：“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个人，你也可以在某个时间里欺骗 所有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知识分子思 想改造的最高目标就是“脱胎换骨”，脱资产阶级的胎，换无产阶级 的骨。今天来看，脱胎换骨就是抛弃知识分子的良知。常书鸿可谓当 之。

   常书鸿虽然享有高寿，却没有幡然醒悟，挣脱精神枷锁。这一点就不 如冯友兰了。谢泳说：“冯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独立曾一度消失， 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 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冯先生死 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对他‘文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 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引文同上）常书鸿当然就 更加是悲剧了。他是一个可怜的人，直到临终也没有丝毫反省，“觉 今是而昨非”，反而“拼将老骨媚公卿”。我这样评论一位死去的老 人，未免过于残酷残忍，但是只好请常先生地下原谅。

   （2005初稿，2006改稿于山东大学附中）

   民主论坛 上载：[2006-03-15] 修订：[2006-03-15]

此文于2006年07月12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