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文集：常书鸿果真要“破釜沉舟”去敦煌吗？

破釜沉舟者，典出《史记．项羽本纪》，有下定决心干到底的意思，但是有一个前提是“破釜沉舟”，即以毁弃一切来表示决心之大之强烈。以常书鸿当时的处境而言，据自述道，他任职张道藩手下的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秘书大约两年，双方颇不和谐。张道藩要他画国民党党史，“我拒绝了”，要他加入国民党，他说：“我是画画的，不加入国民党。”张道藩反唇相讥道：“你回国以后，要不是我关照，你连饭都吃不上，要不是国民党，能有你的今天？”两个人就这样刀来枪往，裂痕就赤拉一声撕开了。“从此以后，我对张道藩就疏远了，他对我也冷淡了。”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和张道藩格格不入的时候，常书鸿竟然意外地得到去敦煌的机会，从此可以彻底摆脱张道藩了，这哪里还需要“破釜沉舟”呢？

因此，从眼前说，是喜出望外，而不是破釜沉舟；再从实现自己的夙愿说，简直是如愿以偿了。

常书鸿1936年回国的初衷就是奔着敦煌。他在自传中说，那一年，他在巴黎塞纳河畔的一个书摊上看到了伯希和拍摄的《敦煌图录》，第二天又到吉美博物馆看到了被伯希和从敦煌盗走的唐代大幅绢画，惊讶地发现敦煌石窟艺术的表现技法远在古代西洋艺术之上，于是“决心离开巴黎”，奔向“蕴藏着4～14世纪民族艺术的敦煌宝库”。

回到北平，“我对同行们说：‘我要尽快去敦煌。’”同行们说： ‘现在不能去，西北政局不稳定，乱得很呐。而且敦煌地处戈壁大沙漠，那里是满目黄沙，旅途也不方便。’他们欢迎我回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我想，也好，干一段再看看吧。回到祖国没画卖了，要是不工作，连饭也吃不上，还怎么能去敦煌呢？”

可是抗战爆发，艺专南迁，先昆明，后重庆，而后常书鸿被解聘，到教育部新成立的艺术教育委员会做秘书，主任则是张道藩。

常书鸿写道：“转眼间四年已经过去了，敦煌还是远在天边，在黄沙蔽天的漠北，可望而不可及。……”艺术教育委员会秘书是个闲差，有充分的时间可以画画，对张道藩来说，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是他的兼职，他的正职是中央政治学校的教务长、副校长，因为正校长是蒋介石，实际主持校政的是张道藩，所以张道藩也无心过问教育委员会的事务。中央政治学校略同于共产党的中央党校，所以张道藩的工作重点是在中央政治学校，而不是艺术教育委员会。

既然和张道藩的关系搞得那么僵化，到敦煌去，正好实现了常书鸿回国的初衷，也应当是喜出望外、如愿以偿，怎么需要破釜沉舟呢？常书鸿回国已经六年了，这还不是天助我也！

我设想，如果没有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之举，常书鸿的敦煌梦就会化为泡影。以前的六年他都没有去，以后他挪得动脚步吗？所谓巴黎塞纳河边的故事，我总觉得有点玄而虚，虚而玄，姑妄说之，姑妄听之。常书鸿是艺术家。艺术家的特长就是擅长编排故事。

二、张道藩何许人？

上面我只引述了常书鸿和张道藩的一句对话。我阅读他们的对话，好象是看革命题材的影片，描写一个粗鲁蠢笨的狱官审问一个聪明绝顶的被捕的共产党员故事，唇枪舌剑，好不精彩。但是这个张道藩，按照国共斗争划线，当然属于反动头子。按照这种思维定势，凡是反动头子都是一些冥顽透顶出言不逊蠢笨如牛的家伙，但张道藩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有风度有修养有文化的官员。就在常书鸿要去敦煌的这个 1942年2月，张道藩随从蒋介石访问印度。在蒋介石与甘地、尼赫鲁会谈时，宋美龄当翻译，张道藩作记录，而后张道藩个人还和尼赫鲁作了三次长谈。如果张道藩不是一个儒雅倜傥的人，尼赫鲁会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交谈吗？在常书鸿任职艺术教育委员会的后期，张道藩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再以后进入最高层核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等等。所以，张道藩不会是那种出言不逊的江湖汉子。

向前追查，张道藩做过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中统的头子。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蒋介石于1928年3月，首次任命其组织部副部长陈果夫之胞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办公厅机要科科长陈立夫，兼任新成立之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陈主任开创中央调查科後，不久便另调重要新职。此後此职相继由留法学生贵州盘县人张道潘、留美之吴大钧、留美之叶秀峰担任。1928年12月叶外调他职， ……可见张任职时间极短，但在共产党看来，“中统”两个字可是要命的。至于张道潘担任的中央政治学校的教务长、副校长，近似中共中央党校，也非等闲。

据年表，常书鸿于1951年“8月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参加忠诚与老实运动”。这其实就是审干运动。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有《关于转发华北革大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1951年5月4日）。其注释云：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澜涛1951年4月29日关于华北革大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向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开展这一运动的目的，是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界线，解除很多学员思想中不必要的顾虑，使之安心学习；同时暴露和镇压隐藏在学员中的反革命分子，纯洁学员队伍，以利于争取改造大多数，巩固统一战线。这次运动的主要经验是：……对罪恶很大又拒不坦白的分子，大张旗鼓，宣布罪状，作出结论，予以逮捕。对真诚悔过，不完全悔过和完全不悔过者，区别对待。”

我对这个运动真是熟悉极了。我是1951年1月参加在镇江的华东军区后勤干校的，我完全经历了这场运动。我们是为响应中共中央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而慷慨参干。我们上海新建中学有十分之一的学生70余人参军。我们初三班28人，有四人参军。另外三人去了在南京的华东军区通讯学校。大概是7、8月间，我去到南京，看望三位同班同学，令我大惊失色的是，其中一位吴文斌主动坦白交代，他参加了什么反动组织，于是立刻清洗回家了。

既然这样，那么，象常书鸿这样有复杂社会经历、社会关系的人，要顺利过关，并非易事。那些主持审干的干部不外是一些从中共的报刊宣传、文艺作品中对国民党有一知半解的年青的“土八路”，那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常书鸿在这样一个反动头子张道潘手下工作，他能够撇清吗？看样子是撇清了，过关了，否则不会叫他继续担任所长。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中共最重要的方针政策。虽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是文革时期的口号，其实是毛泽东一向的观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重点一向是大知识分子。从解放开始所有著名的知识分子为了获得生存的立锥之地，无不争先恐后地树起白旗表示效忠新政权，那时叫做“向真理投降”。朱光潜率先投降，于1949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自我检讨》。然后是费孝通，1950年1月3日和2 月2日的《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他的《我这一年》和《解放以来》两篇文章。接下来是冯友兰，他于《人民日报》1月22日发表了《一年学习的总结》……

不过向领袖表示效忠的带头羊可能是冯友兰。这也是需要资格的，因为他是中国哲学界的领军人物。1949年10月5日，就是在天安门的隆隆礼炮声还余音绕梁的时候，这位大学者就急迫地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毛泽东很快就回了信，说道：“象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回信载于《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第59页，题目叫《给冯友兰的信》，落款是1949年10 月13日。在那日理万机的日子里，毛泽东的回信是很快的，但是我们读了之后，总觉得毛泽东对这样的大知识分子都如此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缺少优柔与宽容。这哪象一位新朝的新主？不过这就为冯友兰在未来三、四十年的学术、思想和行动定下了基调。一位享有中国最高声誉的哲学家，只能以宣布“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转引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其开卷第一篇《晚年冯友兰》）来表示“向真理投降”。

所谓“忠诚与老实”，一是要思想上低下高贵的头颅，出卖灵魂，俯首称臣，二是要把自己和国民党的组织关系交代清楚。冯友兰可能主要属于前者，常书鸿则可能主要属于后者。

我仿佛回到了半个世纪之前，听到了众目睽睽之下那熟悉的声音：

　　“我问你，常书鸿，他张道藩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中宣部长，那还不是一个笑面虎，杀人魔王，你却给他做了两年的秘书。你要和他划清界限，交代你们之间的关系。……”

　　“常书鸿，张道藩为什么会看中了你？你要好好交代！……”

于是，40年之后常书鸿在自传中还留下了这样颞颞颥颥的文字：“为什么张道藩看上了我呢？开始，我不大清楚。我当时只知道他的老婆是法国人，他同我一样过去也学美术，所以看中了我。……”

其实，张道藩也是一个所谓“性情中人”。他娶了一个法国老婆，却又和徐悲鸿的老婆蒋碧薇产生了婚外情，以至于蒋碧薇和徐悲鸿离婚。他和蒋碧薇终其一生都处在缠绵悱恻如泣如诉分合两难的生死之恋的境界，在忧戚哀怨中走完了他们多情多苦的人生，谱写了一曲回肠荡气的“长恨歌”。这只要读读蒋碧薇的著作《我与悲鸿》、《我与道藩》就可以感受到了。这样一个男人的言行举止如果和黑社会老大相似，他能得到这么一个高贵女人的青睐吗？

张道藩还参加业余戏剧演出，创作翻译了多个剧本。他在国统区的文化、文学、艺术界中，广结人缘，例如，笔者认识的邵芳女士，1947 年出国时是个29岁的初出茅庐的青年画家，美国大使馆新闻处为她举行出国画展，这位中宣部长也屈尊光临。他还单独请邵芳吃饭。

总之，我以为张道藩对于比他小七岁、也曾负笈法国学习美术年近40 的常书鸿教授、自己的秘书怎么会当面说出“你回国以后，要不是我关照，你连饭都吃不上，要不是国民党，能有你的今天？”这样出言不逊粗鲁失礼的话来呢？他的口才要是这样的低能弱智，哪能在官场情场文场八面周旋？如果果真说出这样的话，常书鸿教授能够忍气吞声咽下去吗？在国民党时代，教授当面顶撞、拂袖蒋介石的事不算天方夜谈，对于一个张道藩，常书鸿能不敢顶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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