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常书鸿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 当初为什么要建立这个研究所。

   为什么要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第一任所长的常书鸿，在自传 中，似有似无地暗示，这是由于“1941年5月，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 篇讲话，在重庆进步的文化界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把敦煌艺 术研究所的建立扯到这个上头，真是牵强附会，风马牛不相及。常书 鸿撒了一个大谎

   常书鸿说到建立研究所本身，是这样介绍的：“人们对敦煌石窟历次 的被大肆劫掠和破坏，也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为了应付 舆论，装饰门面，重庆政府被迫指令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 研究所’”。那么，他本人被正式任命为这个首任所长，手握令箭， 千里迢迢地走马上任，和后来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尽心尽力实实在 在地保护敦煌，难道只是充当了替国民党政府做“应付舆论，装饰门 面”的工具吗？尽管常书鸿先生解放后加入了共产党──文革中一度 被“开除”当然不算──，但是毕竟是被国民政府任命的首任敦煌艺 术研究所所长，而不是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的所长，有什么必要 回避这个天下尽人都知道的事实呢？由此可见，刻意地粉饰与贬抑， 本想阿世媚俗，却“自取其侮”，把自己先糟践得没肝没肺。

   常书鸿在写自传的时候，忘了40年前他曾经写了一篇《从敦煌近事说 到千佛洞的危机》，发表在1948年9月10日上海《大公报》上。这篇 文章附载在这本自传之后。该文在列举了画家张大千、中央研究院的 劳贞一、敦煌专家汉唐古交通史地权威向达、教育部艺文考察团王子 云等人到敦煌临摹、考察之后，写道：

   也就是那一年，于右任先生偕同高一涵、卫聚贤诸先生视察西北，特 来干佛洞巡视。当时他看到千佛洞古迹的可贵和设立保管机构的必 要，于是提请第七十五次国防最高委员会，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于先 生在原提案上，除简要地把千佛洞历代沿革及内容现状等申述之后， 在结尾上有“……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 世称敦煌文物恐逐湮消！非特为考古暨博物学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 大之损失。”因为这个有力的提议使敦煌千佛洞由文字的介绍，进人 实际保护的行动阶段。当时于先生的提案经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之 后，正在交由教育部实施筹备办理的时候，向觉明先生以方回的笔 名，在1930年12月27日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万余言的 《论敦煌干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这篇 文章，如傅孟真先生在文首按语上所说：“于敦煌文物之原委，历历 如数家珍。”之外，并从自己身历其境的观察，提供出保管和研究的 实施问题。其内容是那么翔实生动，其爱护敦煌文物的热情，又是那 么洋溢于字单行间。曾记得该文发表的时候，陪都正处于举行第三届 全国美展的前夕，汇集了全国艺术界人士。许多美艺界人士，都非常 亲切地展望着西北边塞的一角──那介乎三危、呜沙二山之间的敦煌 千佛洞。因为在那篇文章中，向先生对于当时千佛洞现状的不满，曾 引起全国文化界无限同情。这种同情，正如作者在文首所希望一般， 后来真个“逐渐化成舆论”了。

   教育部为加速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筹备，立即发文任命高一涵、张 庚由、王子云、张维、张大千、郑通和、窦景椿、常书鸿等八人为敦 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并指定高一涵为主任委员，常书鸿为副主任 委员，王子云为秘书。筹备委员会由高一涵先生主持在兰州甘宁青监 察使署开了两次会，通过保管研究计划大纲，复由高主任委员率领筹 备委员会工作人员，于1943年3月24日抵达千佛洞，就地设立办事 处，开始筹备工作。

   同一个敦煌研究所所长，关于建立敦煌研究所的原因，在相隔40年 间，作了完全不同的陈述。请问哪一个是真实的，哪一个是虚假的 呢？这是不必求证的问题。

   1943年，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岁月，由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国防最 高委员会通过决议，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国防最高委员会是当时的 最高权力机构，一切重大决策均需要由其议决，可见成立敦煌艺术研 究所是一项重大决策。其直接起因是缘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及学者 向达、贺昌群的大声呼吁。1941年12月于右任提交的《建议成立“敦 煌艺术学院”案》，被第75次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交由教育部办 理，后来改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国立”二字那时是一块金字招 牌。教育部属下一个唯一的直属研究所，规格是非常高的。

   这些基本背景在有关敦煌的学术著作中，现在都是不抹杀不回避，而 且还是被强调的。因为，那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巨的时刻，日军在华 南、华中、西北向国民政府的统治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笔者当 时为一十岁少年，住在长沙，永远忘不了第三次湘北大战日军逼近长 沙我们全家在鹅毛大雪之中仓皇逃难途中我猛吐鲜血直到帆船抵达湘 潭夜宿客店一位茶房给我送来一碗研磨好的陈年浓墨吞服竟然止吐的 全家惊慌狼狈情景。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通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 决议，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举措。

   1942年的隆冬时节，身为西北史地考察团团长的历史学家向达先生， 在莫高窟里，“笔墨俱冻，呵冻作书”，奋笔写下了万言长文《论敦 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寄往重庆，经傅斯 年加上按语，在《大公报》上连载三天。

   向达写道：“我们之所以不甘为奴为隶，情愿忍受中国历史上亘古未 有的痛苦，来奋战求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我们是有历史有文 化的民族，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有承先启后的义务。千佛洞是 我们民族在精神方面一个崇高的表现，保护和发扬这种精神，难道不 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么？”

   在当时国力维艰，民生凋敝的情况下，作出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决 议，当然是把向达的观点当作了共识，表现了最高决策者们的卓越眼 光、巨大勇气与魄力。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目的就是为了鼓舞民心 军心，争取抗战的胜利。

   我们写历史，已经形成了一个心理惯性，只要是涉及国民党的，任何 好人好事都要不顾事实，不顾逻辑，把它妖魔化，说成坏人坏事。历 史好象京戏舞台上只有红脸与白脸、好人与坏人，泾渭分明。年轻人 不谙历史，人云亦云，难以厚非。常书鸿先生是第一号当事人，竟然 睁眼说瞎话，不惜给自己脸上抹锅底灰，编造历史谎言，这就是聪明 反被聪明误了。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一场生死决战。如果重庆政府是一个 不抗战的政府，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和它“国共合作”，在重庆派驻代 表团，出版《新华日报》，接受它颁发的八路军、新四军番号？如果 重庆政府不坚持抗战，会有后来日本投降的结果吗？

   由于这些资料现在在大多数关于敦煌的著作中都可以查到，所以相信 并传播常书鸿的谎言的人不会很多了，但他是首任所长，如此说瞎话 怎么能够漠然视之呢？

   常书鸿要讨好共产党不要紧，但是不该把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 功劳记在毛泽东的帐上，因为他本人是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第一任 所长。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前因后果他比谁都明白。堂堂的大师， 到了90岁的高龄写自传，应该挺起胸膛，直起腰杆，不卑不吭，是一 说一，是二说二，不虚美，不隐恶。但，常书鸿如此“拼将老骨媚公 卿”，叫和他同过患难的美学家、画家高尔泰一语点破。我不知道当 道“公卿”们对此是喜滋滋地笑纳，还是鄙而视之唾之？

   （2005初稿，2006改稿于山东大学附中）

民主论坛 上载：[2006-02-20] 修订：[2006-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