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文集：从认识邵芳到走近常书鸿

大漠、黄沙、敦煌、千佛洞、月牙泉──这个今天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当然是游人如织，四海宾朋，纷至沓来，但退回到抗战时期还是交通闭塞、人烟稀少、沙海无垠的塞外荒原。60年代初，我阅读了徐迟的《祁连山下》，第一次具体地感受到敦煌。由这篇记实小说，我知道了一段尘封的历史。知道了中国有个常书鸿，从法国学习艺术归来，慕名去到千佛洞，被中国的艺术瑰宝所醉倒，把全部身心倾注在临摹壁画上。他的同时留法归来的妻子陈芝秀，无法忍受艰难困苦、孤独寂寞，毅然决然随一个做过国军军官的总务主任“私奔”，离他而去。

邵芳还清楚记得，常书鸿骑着研究所的枣红大马，追赶妻子，直到酒泉，在她家投宿过。

视敦煌艺术为生命的常书鸿，从此和敦煌、和壁画相伴，谱写了一曲哀婉而悲壮的人生颂歌。他获得了“敦煌守护神”、“艺术囚徒”的令誉。

今天我才知道，和董希文等人在一起的，还有这位邵芳。作为女画家，她当年也沉醉在展现飞天的黑魆魆〔音“续”〕洞窟中，埋首临摹。

邵芳的丈夫盛胜保则作为甘新公路的工程师，住在酒泉，奋斗在荒芜、枯寂的漫天黄沙中。

我和邵芳有了几次交往。我为她的传奇经历所感动。在我回国的时候，她把她和她丈夫之间的几百封通信以及日记，全部交给了我。我决心为他们写一部传记。经过前后三年的努力，现在，我为邵芳写的两部长达四、五十万字的传记书稿《美丽的人生》和《第一位临画敦煌的女画家邵芳》，并且将六、七百幅图片编辑进去，快好“杀青”，制作光盘，让邵芳分赠亲友。

二、我读到了常书鸿的自传

回国之后，那是2001年初，笔者为邵芳写作传记、邮购阅读的第一部书就是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常书鸿自传《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我认真地阅读这部书，从它着手，一步一步走近了敦煌，走近了邵芳，也走近了常书鸿。

常书鸿有幸活到90高寿（1904～1994），获得“敦煌守护神”的美名，最后还写出了一本自传，把自己一生的追求、理想与经历以及荣辱毁誉都作了记叙，可以说是赢得了“生前生后名”，名至实归，无所遗憾。

如今，“敦煌学”已经成了一门跨越国界的显学。论者云：“中国现代的学术研究，以后能够逐渐和国际性研究相比较而更受重视，似乎只有敦煌研究有这样的连续性。半个多世纪里，能够跨越两个政权的更迭而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似乎也只有敦煌研究所可以前其列。” （李廷华《敦煌轶事──王子云、张大千、常书鸿》，《书屋》2004 年第七期）那么，常书鸿能够成为这个研究所的首任所长，而且能够 “跨越两个政权”都受到礼遇，把“所长”做到底，成了进入共产党政权中的留用人员的幸运儿。这样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因此，他如果用自己的现身说法，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和睦、国家的和解，于己于民于国，那真是功德无量，三生有幸！

我为盛胜保和邵芳写作传记，抱定“求真务实”的宗旨。由于邵芳和傅斯年私交甚笃，我第一次阅读了一些傅斯年的资料。傅斯年是处在胡适之后的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与人文学者。解放后他在大陆经历了一个否定的否定的命运。他的地位如今已经获得了学术界的公认。对于他所提倡的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分材料一分货”──我非常心仪，视之为传记写作的方法论，不二法门。

这样，我在阅读常书鸿的自传的时候，也多了一些视角，坦率地说，从阅读的第一印象开始，总有一些疑问徘徊在心中，越是追问，越是难以排除。常书鸿是大师级的学者、画家，因此我们有理由按照知识分子的高标准来要求他、期望他，在自传中，第一说真话，第二说实事求是的话。虽然我们已经不可能用事实去验证他的叙述，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叙述的逻辑、根据叙述的语境、根据叙述的情理，还可以根据许多旁证来质疑其是否合乎情理事理。

再说，自传虽然是自说自话，但是象常书鸿这样的名人，涉及的背景又是敦煌这样声名远赫的名胜，不少事情是可以、可能得到旁证的。因此，这样一部传记，应当经得住内在逻辑的自证与外在资料的互证。

这样，四年来，我在写作邵芳的同时，反复质疑，反复推敲，反复检索相关的资料。结果，我对于常书鸿的这部自传越来越不满意。因为，这部自传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和故作姿态的矫情。

我如鲠在喉，不说不快。

常书鸿不是神，而是一个人，一个被洗脑运动异化了的人。

（2005初稿，2006改稿于山东大学）

民主论坛上载：[2006-02-13] 修订：[2006-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