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文集：赏析《右派分子赵长林的呈批报告》

除了上述人等，大学生，大中小学教师，机关干部，小职员，军官，资本家等等等等，凡知识分子、准知识分子都是打右派的对象。最近有个说法，说打了右派300万人，我有点怀疑，加上划为“中右”的内定右派，似乎也没有这么多，百万之说，较为可信。问题的关键是中共中央并没有正式公布一个反右运动总结，向全党全国郑重其事地交代这件事。所谓55万之说，并非是一个正式公布的数目。中共历来搞政治运动都是郑重其事地、轰轰烈烈地、大张旗鼓地开始。最后，除了文革例外，都宣布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对于整人、杀人、自杀的数字从来视为机密，不予披露。

济南市自来水公司的小职员办事员赵长林，他的文化程度虽然只有初中一年级，但可以滥竽充数算作知识分子。其实，只有小学文化的人打为右派的也比比皆是。例如，山东省平度县新河公社卫生院的医生殷德海只有小学文化，是部队的卫生员，转业到地方混了个医生，打成了右派。他见了我总是嘲笑我是“吃屎分子”，就因为他还够不上 “吃屎”的资格。

笔者从废品小贩处购得的这三份“中共济南市自来水公司整风领导小组”整理呈批赵长林、刘济祥、葛慎修为右派分子的报告，读过之后，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第一，文书格式混乱。这三个人都有《右派分子×××的呈批报告》，刘济祥和赵长林都有《右派分子×××的综合材料》附在《呈批报告》的后头，葛慎修的掉了，可以不论，但是比较一下刘济祥和赵长林的两份文件，挺有意思。大体说来，刘济祥的《综合材料》也就只是多出了一点历史情况而已。赵长林的两个文件是互有增减，《综合材料》稍详，因此，我采用了《综合材料》作为《呈批报告》。即使反动言论有罪，那么作为法律文件，其附录总应该说明其言其行在何时何地，谁能证明等等。然而，连处理上报的文件都没有严格的格式，又哪里谈得上执行的严密性严格性严肃性。只要“党支部”能够罗织罪名，不需要任何证明，不需要任何辩护，报上名单，就大功告成，完成打右派的“任务”。你只要看看这个文件的名称就知道，上头还没有批准，先就作了“有罪论定”。

第二，文书语病连篇。一个法律文书，起码应该文字通顺，语意明白，标点准确。可是这三份“生死簿”却是连篇的错别字，充满了歧义、含糊不清的词语句子。对于其中标点的混乱，笔者做了一点订正，语病错字，余仍其旧，未作修改。

第三，党治取代法治，排除一切司法程序。

为什么手中握有“生死簿”的人如这家自来水公司的党支部成员敢于如此无所顾忌、漫不经心、草率从事呢？除了因为这是政治运动，打得越多越左越革命，还因为这样的“毛病”谁也不会计较。对于被整对象，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不论有无虚假，有无捏造，有无构陷，至于文本文字上的一点点小小的纰漏，算不了什么毛病。这些文本反正是不需要公开的，右派本人谁也看不到，看到也不敢置喙，而且，一经定案，连“申诉”权也被彻底剥夺。你要“申诉”吗？右派翻案，罪莫大焉，轻则批斗，重则给你“戴回”右派帽子。笔者就是这样成了“二进宫”右派。

（2004-11 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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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原件一】右派分子赵长林的呈批报告

个人简历：

赵长林，男，现年39岁，本人出身手工业者，家庭成份手工业者，文化程度初中一年，原籍山东省济南市人，现住本公司纬五路职工宿舍，1948年9月济南解放留用，现任产生技术科办事员。1939年参加一贯道，1945年参加日伪高级调查组的特务活动。

本人任过井底测绘员、练习生、三等井士、事务员、花匠助手、抄表员等职。

主要反动论点言行：

１、极力污蔑党的各项政策，认为各项运动搞的一团糟，他说“粮食统购统销光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缺乏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有钱的可以吃小馆﹑吃鸡子等，无钱的买豆腐查野菜吃，有的街道拿富裕户作比较不合适。”“棉布供应有钱的可以穿丝麻毛织，无钱的很少穿，如果丝麻毛织不要布票，就起不了节约棉布的作用。”“公司的肃反无真凭实据，是凭大帽子扣人，肃反干部是吃冤枉粮的。”“田永太（被捕的反革命）冤了，应当复职。”“现在农村的生活太苦了”。

２、十分恶毒的攻击污蔑党的干部政策：他说：“德是面向领导的德，能捧场奉迎的就是德，不是为群众服务的德，因此，提拔起来就不敢讲话，不称职。”“我们公司提拔的干部，不管品质能力如何，有一个条件，党员就行，所以有人唯一的目标是入党。有人很担心长期下去，就成了宗派主义，官官相维。”“够了三年党令不提拔不好看”。“党员是婆婆，团员是小姑子，群众是儿媳妇。”“发展党员的标准是成分好、历史好、使老工人无奔头。”

３、污蔑党的人事制度，造谣中伤党员干部，诽谤民主集中制。他说：“通过两三年的经验证明党、政、工、团的干部不可靠。”“李经理是税务局长，占同志们的小便宜，王经理是偷了别人的成绩，德不好”“评比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能接近领导的就行。”

斗争中的表现：

个人在第一次交待时，态度不够老实，企图避重就轻，蒙混过关，对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本言行，采取了推出去的办法或把别人拉出来作挡箭牌，找客观原因，推脱逃避罪责，但经大会斗争后，态度转为老实，并积极要求交待，在最后交代时，表示要低头认罪，痛心悔改，态度一般还算老实。

处理意见：

该分子情节虽然严重，但本人低头认罪，表示悔改，故给以撤消原有职务，留本单位监督劳动处分。

中共济南市自来水公司整风领导小组（“中国共产党济南自来水公司支部委员会”章）

（1958-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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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原件二】右派分子赵长林的呈批报告

个人简历：

赵长林，男，现年39岁，本人出身手工业者，家庭成分手工业者，文化程度初中一年，原籍山东省济南市人，现住本公司纬五路职工宿舍，1948年9月济南解放留用，现任生产技术科办事员。

本人解放前曾任过井底测绘员练习生，三等井士，事务员，花匠助手，伪自来水管理处抄表员等职。

历史上的主要关节：

1939年参加一贯道为一般道徒，1945年参加过日本在济的高级调查组活动，先后出发二次，第一次到德州回来写了一份关于伪区长的活动报告，第二次到泰安回来写了一份关于八路军活动情况的报告（自己说假的，详情未弄清），日本鬼子赏给其花生米一桶。

主要反动论点言行：

１、极力污蔑党的各项政策，认为各项运动搞的一团糟，他在鸣放中说“粮食统购统销光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缺乏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有钱的可以吃小馆、吃鸡子等，无钱的买豆腐渣，买野菜吃，有的街道拿富裕户作比较不合适。”对棉布供应他也不满，他说：“有钱的可以穿丝麻毛织，无钱的很少穿，如果丝麻毛织不要布票，就起不了节约棉布的作用。”他对肃反运动也大力污蔑，他说：“公司的肃反无真凭实据，是凭大帽子诈人，肃反干部是吃冤枉粮的。”他并竭力为反革命分子喊冤，他说：“田永太（被逮捕后释放的反革命）冤了，应当复职。”并向人事科请假要去看田永太。他对农业合作化也进行了恶毒的诽谤，他说：“现在农村生活太苦了”。

２、十分恶毒的攻击污蔑党的干部政策：他把我们党“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大加歪曲，他说：“德是面向领导的德，能捧场奉迎的就是德，不是为群众服务的德，因此，提拔起来就不敢讲话，不称职。”他又说“我们公司提拔的干部，不管品质能力如何，有一个条件，党员就行，所以有人唯一的目标是入党。有人很担心长期下去，就成了宗派主义，官官相维。”他还说：“够了三年党令不提拔不好看”。他又说：“毛主席的经太好了，叫歪嘴子和尚念坏了。”他污蔑挑拨党群关系，他说：“党员是婆婆，团员是小姑子，群众是儿媳妇。”在建党方面他说：“发展党员的标准是成分好、历史好、使老工人无奔头。”

３、污蔑党的人事制度，造谣中伤党员干部，诽谤民主集中制。他说：“通过两三年的经验证明党政工团的干部不可靠。”他又说：“李经理是税务局长，占同志们的小便宜，王茂先（副经理）是偷了别人的成绩，德不好，杜芳义（办公室主任）随便造章程造办法造制度，舌头就是六法大全，工作时间不卖给家属饭，是孔老二留下的制度，工会主席是常坚（前任经理）指定的当然主席。”他又说：“评比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能接近领导的就行。”在全国大鸣大放时期，他非常活跃，认为时机已到，到处煽风点火，在车间大骂肃反干部，并向文书宫学章说：“个人是属破罐子的不怕摔，”进行拉拢。征求看法，小组发言激动，企图引起公感。

斗争中的态度：

个人在第一次交待中态度不够老实，企图避重就轻，躲闪过关，对某些根本重大问题采取了推出去的办法，或把别人拉出来作挡箭牌，找客观理由，推卸责认等办法，经大会斗争后，态度转为老实，并积极要求交待，在最后斗争中还能较为真诚的低头认罪，表示悔改，并订下了个人悔改计划。态度一般还坦诚。

处理意见：

赵在历史上参加日伪特务组织，解放后三反中因贪污被记大过，此次整风中又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诽谤，但其后期尚能坦诚交代，低头认罪，因此根据右派分子处理第二类规定：

情节比较严重，但本人低头认罪，表示悔改，故给以撤消原有职务，留本单位监督劳动处分。

中共济南市自来水公司整风领导小组（“中国共产党济南自来水公司支部委员会”章）

（1958-08-15）

（2006-02-02于山东大学附中）

民主论坛上载：[2006-02-14] 修订：[2006-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