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樊市的那个平民女子高莺莺的沉冤，是中共建国以来极为少 有的恶性冤案之一。除了强暴、杀害高莺莺，还有人能够使110警察 拒绝在当晚作现场勘查，使法医草草验尸，更能够动员百余名武警、 民警强迫家属签字同意火化，连可以作为罪证检验的衣物也全部火 化，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原来成为调查案件阻力的市委书记孙楚寅落 马之后，三年来仍然无法使这个冤案进入司法程序，调查、取证，查 清高莺莺的死亡原因和罪犯。当地的媒体不敢报道就不必说了。

   这个冤案就是在中共高唱三个代表、保持先进性、建立和谐社会的背 景下发生与延续的。一个弱女子被强暴的事件，在任何社会都可能发 生，因为它蕴涵了重大的社会背景和人性的善恶，成为文学创作的好 题材。襄樊人把高莺莺比作现代版的《窦娥冤》，其实它更让人想起 了一部脍炙人口的歌剧《白毛女》。喜儿的冤屈，在若干方面近似于 高莺莺。除夕，农民杨白劳和喜儿父女准备过年，汉奸恶霸地主黄世 仁上门逼债，打死杨白劳，抢走喜儿，然后在家中强暴了喜儿。不堪 凌辱的喜儿在张二婶的帮助下逃出虎口……《白毛女》是歌剧，是运 用民族音乐编为歌剧的成功尝试。因为是歌剧，所以喜儿在剧中可以 以高亢的声调宣泄满腔的悲愤：“我要报仇！……”歌剧最后以枪决 黄世仁结束。这部歌剧获得了中共领导人高度的评价。

   听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老干部说，在国内战争时期，部队在进行战前政 治动员的时候，就由文工团在距离进攻出发阵地不远的地方，找一个 隐蔽的场地演出这部歌剧，战士们看完之后，振臂高呼着“为喜儿报 仇”的口号，立即进入前沿阵地，投入战斗。《白毛女》成了文艺为 政治服务的成功样板。由于它的煽动性太强，竟然发生过战士观看演 出的时候举枪打死“黄世仁”的事件，因此，以后观看《白毛女》的 时候，为防止意外，一律不许携带武器，或者子弹要退镗。

   《白毛女》的主题就是复仇。强烈的复仇思想贯穿全剧，凝聚成一句 歌词：“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不过《白毛女》的素材不 是阶级斗争，不是地主压迫。1945年，河北阜平一带流行着关于“白 毛仙姑”的传说：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 她法力无边，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这就是 《白毛女》故事最原始的由来。

   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按照阶级斗争的理 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充分调动了自己的艺术想象力， “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文赋》），主题先行，按照“旧社 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要求，按照毛泽东指导的方法 “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从而演绎出一部“使人民群众惊醒 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的白毛女故事。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白毛女》的故事不是真实的现实和历史，而 是艺术家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政治需要发挥了最大的想象力，虚构 出来的故事。但是，尽管如此，极尽夸张之能事的地主黄世仁也就坏 到这个地步了。这大概是因为现实中的地主不能再坏了。如果虚构得 再坏一些，更上一层楼，观众就不买帐了。因此这个故事和高莺莺的 遭遇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两者就不在一个档次上了。

   恶霸黄世仁，在强暴了喜儿之后，他不能动用任何政权的力量为他保 驾护航，而高莺莺冤死之后，市委书记孙楚寅可以指挥当地的全部专 政工具和舆论工具为他服务，阻止清查案情，使罪犯暴露，绳之以 法，而且在孙楚寅下马之后已经三年，仍然不能调查罪犯。

   高莺莺的案冤当然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这一点等真相大白之后 可以证实。比如，高莺莺当时如果象那些卖淫女表现得顺从的话，或 者忍气吞声的话，都不致于造成跳楼摔死的结局，但是她一定是进行 了全力的反抗，惹怒了位高权重的嫖客官老爷，所以造成不幸的后 果。

   为什么一个襄樊市会成为一个如此严密封闭的“诸侯王国”呢？按照 中共的组织纪律，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状况。但是，这只是对“下级 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而言。中共要在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地域 建立一个统揽一切权力的党委会，党委会的书记要大全独揽，因此必 然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这是一个悖论，一个怪圈。几十年来中共不 是采取措施使几十个省委书记，使几百个地委书记，使几千个县委书 记分权，受到挟制，受到监督，相反总是想方设法集中权力，形成大 大小小的诸侯王国，以为这是巩固政权的唯一手段。可是权力越来越 集中，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襄樊市孙楚寅和没有孙楚寅 的孙楚寅造成的独立王国局面，还不能使中共惊醒，汲取教训吗？难 道这和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不是背道而驰吗？一方面提倡与时 俱进，一方面总是刻舟求剑，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使中共无法突破 这种“诸侯独霸”的局面。

   这种全国逐层分割的集权──极权政治，使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地区 各自为政，形成诸侯统治。有趣的是象襄樊这样的地级市，一个市委 书记竟然可以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独霸他那一亩二分自留地，毫无 顾忌，为所欲为，公检法与媒体，都唯命是听，惟命是从。这是多么 可怕的极权政治！

   高莺莺的死亡，如果发生在北京，一般就难以掩盖，因为北京的诸侯 太多了，绝对没有一个神仙能够一手捂住。如果发生在省城，也难以 掩盖，因为省城起码有省市两级机构，也没有一个神仙可以一手捂 住。只有到了地县，那是一统天下，谁都要听命于一个至高无上的书 记。这个书记就成了诸侯霸王。他们可以做好事，公正地说，多数人 还是做了大量好事，但是这种体制也可以做坏事，而且这种不受任何 掣肘监督的权力，做起坏事来，象孙楚寅，那是能量大得很，可怕得 很。

   国民党虽说是一党专制，但是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有新闻自由，所以 在国民党时代就难以出现孙楚寅这样的独霸一方的书记，也难以出现 高莺莺这样沉冤难白的案件。

   高莺莺的父母和广大读者当然迫切希望水落石出，冤情大白，但是， 笔者希望大家更反思一下产生这个冤案的原因。千万不要把这个恶性 冤案仅仅只看作是一个偶然的个案，我们要探究的是偶然性中蕴涵的 必然性。

   （2006-07-09晚于骚扰电话声中，山东大学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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