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发表在《议报-签名网》以来，时间大约过了半年，现在签名人数，包括委托我代为签名，还没有签到网上的，已经有一千一百人了。如果除掉若干出于声张正义而签名的人士，也足足有一千人有余。

   一千人签名，和55万相比，多乎哉？不多也。但是，这一千签名者中，除了最早发起或参与发起的一百几十人之外，极少数是直接在网上读到了“上书”签名的，绝大多数是辗转读到“上书”之后，才打电话或写信和我们联系，委托签名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老右们会用电脑的寥寥无几，会突破网络封锁，直接阅读海外网站文章的更是寥寥无几。没有作古的老右，大多七老八十，到了风烛残年，失去了追求新奇新异的兴趣、信心和勇气锐气。

   大家知道，中共在几十年当中，以收听“敌台”广播的罪名，严厉惩处了无数的群众。我们这代人只要想起“敌台”二字来，仍然是谈虎色变，余悸犹存。自从有了网络媒体以来，中共不遗余力地妖魔化海外网站都是“反华反共”的宣传工具。电视上经常谈论的话题是网络如何使人，特别是青少年误入歧途，网吧几乎成了罪恶的渊薮，因此使许多人对网络本身也感到炙手可热，敬而远之，现在要把自己的名字签在海外网站上，这是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许多被“改正”了老右，在过了二十几年近乎“隐居”的平静的生活之后，忽然听说，竟然有人上书中央，要求进一步彻底“平反”，实则是“翻案”，而且还要搞什么签名，把自己的名签到海外网站上，真是如同五雷轰顶，觉得这是想所未想、闻所未闻、不可思议的胆大妄为的举动。

   五十年来，他们或许也有怀疑、质问、腹诽，“这反右运动对吗？我哪里反过党？……”但是总是压抑自己，绝对不敢胡思乱想，胡说八道。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许多人至今还在努力证明自己一贯热爱共产党。大家知道，右派是思想犯，言论犯。中共中央至今还维持着反右是正确的结论，错误是扩大化。如果当初只打55个，甚至只打5个右派就没有问题了。有的人明确地告诉我：积六十年的观察，你们这样搞，我认为共产党早晚是要秋后算帐的。共产党什么都可以改革，唯独这一条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因此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望而生畏，不敢签名。

   反之，绝大多数签名者也并非是接触过海外网站的人。我敢说，95％以上的签名人，都没有这种阅读经历经验。那些海外网站是怎样“反华、反共”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哪里知道网络对于传播信息起了多么巨大的功效。他们哪里知道海外那些知名网站传播的都是非常负责的信息。由于中共媒体以弘扬主旋律为名，封杀群众的声音，经常一瞒二骗三撒谎，我们不得不通过海外媒体获得真实的信息或者发出我们的心声。不过也应当承认，海外网站遵循的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是“舆论一律”，如果让我们这些“久在樊笼里”（陶渊明诗句）的人猛然进到海外网站，一定会伤风感冒，很不习惯很不适应。因此这些人仅仅是凭着一股不惜一切的冒险精神来签名，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我们拟就的上书说得有理，字字在理，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每当有电话要求我代为签名的，我首先是告诉他，这个签名是在海外网站。我无法为你承担任何风险，我也不想把你拉下水。签不签听便。

   其次，我们这些发起人并非是老右中的名人。大家对我们不认识，不了解，相隔千里，素昧平生，却是因为对我们的信任，所以要求签名。我从来不做说客，劝说签名。

   说句实话，我们绝对没有复印这个“上书”，往外散发，征集签名。这一千人，都是通过不同渠道，看到“上书”，自觉自愿主动提出签名的。如果，这封“上书”发表在国内网上，我们想，现在签名的人数那就无法估量其倍数了。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近日我收到广西省荔浦县的委托签名信，有112个人要求签名，占了这个县打右派的人数的30％。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举动，至今还没有这么集中的签名。

   几天以前，我想把荔浦县某位老右的回忆文章转发到网上。这位离开荔浦县已经二十几年，回到远离荔浦县几千公里的北方老家安度晚年的老右，他知道后，立刻给我打电话，非常果断地表示坚决反对。因为我们彼此都是天涯沦落人，所以我开着玩笑说：你真可怜！人都老朽了，文章早已经扩散出去了，还怕什么呢？网络上哪里分得出国内与海外呢？网络无国界。怎么这么害怕“海外”两个字啊？

   可是，没有想到，也是这个荔浦县，过了几天，突然一下寄来了112个人的名单，要求签名。

   荔浦县在桂林以南120公里处。游桂林的人，通常都要游阳朔，阳朔再往南不远就到了荔浦县。荔浦以出产芋头著名。1957年反右的时候，这个十八九万人的小县，公职人员打右派362人，占23％，县人委、党委机关70％的干部打了右派。除了主持其事的县委书记一人独左，所有县长、副书记，绝大部分科局长都打了右派。像这样的反右重灾县，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前述那篇反对我转发的文章，不过只是描述了这样的历史而已。正因为伤害太大，所以，至今心有余悸的人，大有人在，反之，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敢于冒犯政治风险，坚决勇敢地要求签名的也不乏其人。给我来信的张墨森，是华北大学的南下干部，任过县委办公室主任，离休前为荔浦县商业局局长。他在《疯狂年代》中说：“我坚信：这个全国性的涉及上百万人的大冤案，总有一天会得到澄清，也总有一天会得到平反昭雪！”可见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就是我们发起的签名得到广泛响应的根本原因，并非所有的老右都一蹶不振，噤声噤语。

   现在我把网上签名者写下的留言，转录如下。这里转录的大体是老右直接或间接写的，能够判断为其他人的留言一般不录。从这些留言可见这些人的心声。

   黄晓敏：“我是生活在右派阴影家中年的现代牛鬼。我饱经人间之酸甜辛苦，我看尽世间之炎凉冷暖。我一直在诉说，我永远不会忘记！”

   章其军（ 离休（解放军空军某航校右派））：“我今年77岁，是个49年前参加革命的老战士，当年反对专制、反对腐败，没想到最后变成自己阵营里的敌人，含冤20多年。期望中共要拿出当年搞整人运动的勇气和热情，来彻底面对反右以及所有政治迫害运动，否则将无法对历史和人民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伍冬明：“以史为鉴，直到现在我都不知档案中有关材料去向。”

   周玉德：“对我们老右的公开迫害，应该有一个比较彻底的说法，应该有必要的补偿。”

   四川成都 教师罗尚伦、王维新、杨次淮、李宗泌、 刘雨涛、 杨世辉：“要求中共赔偿物质和精神、直接和间接损失200万元人民币。”

   刘绍坤：“我强烈要求中共当局对我父亲刘雨涛和我的五位前辈：罗尚伦、王维新、李宗泌和杨世辉赔偿物质和精神、直接和间接损失总计：1200万元人民币的损失。”

   张绪英（前地下党、教师）：“此张先生已97岁。”

   罗永成（《红领巾》编辑）：“此人坦言，国民政府因他拥护共产党关了他7天监狱。而共产党就关了他20年的监狱。”

   魏文海（中学副校长）：“此老先生在文革中被学生批斗时，全身被泼上大粪尿水，受尽羞辱。”

   戴小江（英语教师）：“此老先生是民国政府理论权威戴季陶先生的侄子，也是蒋纬国先生的亲戚。57年开除公职后，穷困潦倒靠拉架车卖苦力为生。”

   刘洪：“我父亲57年打成右派，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吉筱林：“我支持这个签名,不过并不想得到补偿.我的父亲不是右派,而是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入狱七年之久的.他的罪名是攻击党的领导,七九年接到一纸只有半张信笺那么大的平反通知书,那就是皇恩的浩荡了.我父亲已经八十有七,依然健在.我一直有着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得到补偿?须知仇恨,也是一笔财富!因为这种仇恨能够提醒自己,能够净化自己。”

   高先春：“要求为我父亲（89岁）高国玺被打成中右发配农村劳改22年讨回公道！”

   赵长庚（ 教授、古建筑专家）：“赵先生57年被打成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赵长庚极右集团”。”

   宋碧辉：“宋先生与他儿子（宋永济）一道于57年被打成右派。”

   谢桃坊：“此人是校方找不到右派，刚好他毕业了要拿行李回家，经过校方办公室，领导叫他鸣放，他一鸣放，领导说他就是右派，真是天方夜谈啊！”

   陆尊三（杭州）：“我是被冤打右派，祸及妻儿子女．当局反右是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罪行．我后悔回国来，回到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专制独裁掌权的地方来．如果当局对签名不理，可申告到联合国．”

   石华玉(己故)：“石华玉医生是国际着名的胸腔外科专家，也是国内唯一硏究血液体外循环机国际领先的医生。因说真话被冤打成右派后仍克服重重困难，自己雇请工人继续尽全力硏究。但在当局的政治迫害干扰下，结果这对提高胸腔外科手术成功率极为重要的血液体外循环机的第一发明人却被外国人夺去。石医生忧国忧民，郁郁不得志。在得了癌症临终前一再后悔说；早知会受到莫须有的迫害，就不该回国来。石医生的好友陆尊三为亡友代签名。”

   沈文郁(己故)：“沈文郁是教授级科技人员，为人正直，炬恶如仇，敢于说真话。在吉林省某硏究单位工作时被冤打成右派，受尽屈辱和伤害，并株连祸及妻儿子女，文革时又长期关扵牛棚，……79年平反后调回杭州浙农大环境保护系任副教授。……年郁々不得志病故。其家属荆湘芝及子女为他签名以慰亡灵。毛泽东阴谋把几百万中华正义知识分子“引蛇出洞”当敌人来镇压，是违反宪法，罪大恶极的暴君，历史必然要清算他的恶行。”

   王学仁（已故）：“王学仁先生，美国欧柏林大学留学生，57年在北京因右派招批斗突发心脏病去世。”

   史玖康(己故)：“史玖康是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位很敬业的放射科医生兼技师。57年因说真话被冤打成右派后受到批斗和凌辱，不让他发挥技术特长。十年文革浩劫，医院造反派伙同红卫兵丧失人性地竟用鉄钳活抜他的牙歯，严刑逼供。史医生精神肉体均受到严重摧残，早衰而亡。毛泽东为帝私之利所阴谋设计发动的反右运动和文革，煽动群众斗群众害死人材之数远超秦王焚书坑儒的计录，是史无前例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在他的称霸全球核战争狂言，以及不择手段斗争哲学邪思教唆下，人的道德下滑了，人性扭曲了，……以后发生的血洗天安门、酷刑迫害信仰人士、出动坦克枪杀汕尾维权农民等々，谁说不与当局没接受对右派冤案和文革冤案中剥夺国民人权的教训，且不知悔改有关。回头是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