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前，我刚从美国回来，写了这篇七千字的长文《农民贫困问题纵横谈》，保存在电脑中，没有发表。近日写完《新农村建设的始作俑者不是共产党》，再打开本文，重新读了一遍，觉得可以作为该文的补充。因为本文的写作是以美国的观感见闻为基础，视角多了一个参照系，足可开阔我们的眼界。李昌平为农民鸣不平，但是并不了解美国的一般情况，所以拿美国开涮没有道理。中国的媒体媒体人，如《北京青年报》，总是以在美国那个鸡蛋里挑出几根骨头来做文章，起码是犯了以己度人的错误。中国的“三农问题”，情况如今有了新的发展，回头再看看一年半以前的情况，也是有益的。因此，拿出来发表并不过时。

   （200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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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相隔不到5个月，我读到李昌平写的下面两篇文章：《贫穷与富裕的双重变奏》和《造成农民贫困的十八大不合理制度设计》。关于这个李昌平，可能大家知道一点,他曾经风云一时。2003年6月，他在《半月谈》杂志对大学生着文说：《大学生可解三农问题》。他首先谈了三个问题“我曾晚上误入荒郊野林踩着了几个上访露宿者，我所知道的因为上访而坐牢的农民不下百人”；“法律是个好东西，但搞不好会成为有钱人和有权人欺负穷人的工具”；“农民工创造了城市的繁荣，他们只感受到卑贱，天下的农民工何时都能感受到‘我劳动、我快乐’啊”，可见他对于农民的疾苦是多么的同情，但是怎样解决“三农问题”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大学生身上，说“只有大学生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同农民和工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脱离工农，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个结论不知一年多以后的今天他还坚持不坚持，但是看他新近写的《造成农民贫困的十八大不合理制度设计》，把问题的本质、根本、症结找到了。中国的三农问题，靠大学生是解决不了的。不从制度上作根本的改革，农民仍然不能翻身。“八个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孙大午的名言）的局面仍然破除不了。

   关于这个李昌平，新华网编辑在转载这篇文章时加了一个按语，云：“三年前，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斗胆上书给朱镕基总理，倾吐自己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苦恼与思索，从基层干部的独特一角撩开了一个庞大群体某些长期被遮蔽的实况。朱总理在李昌平的长篇书信上作了肯定性批示。一时间，李昌平被大众媒体推为年度风云人物，他向总理反映的原版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也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经典表述。不久，《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问世，更使他在海内外博得了更多的知音和声誉。这位创下当代中国公民社会一部传奇的李昌平，尽管离乡进京已快两年，但仍不断有基层干部和农民兄弟打听他的萍踪和心迹。应编辑部之约，寓居京城的李昌平抽出5月10日、11日双休日，百感交集笔走龙蛇，洋洋万言一气呵成。从他专门挥写的长篇自述里，我们笃信不疑，这颗昨夜的星辰依然闪烁，进京仍为‘三农’谋，位卑未敢忘忧国。相信关注‘三农’的读者会从中感动着他的感动，沉思着他的沉思。”但是，当时身处北京的李昌平，在沉思之后，却把希望寄托在大学生身上，实在是无可奈何吧。大学生冲锋陷阵斩将夺旗的伟绩，“五四运动”只是一个特例，从那以后已经终结。大学生不可能包打天下。

   三四年过去了，李昌平现在有了为农民大声呼吁的条件，他还在不断地为农民大声地呼吁，可是三农问题却越来越严重，成千成万奔走于途进京告御状的农民队伍已经成了伟大首都的一大景观。大概是因为天高皇帝远，法大不如权大，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党中央。李昌平说：“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紫禁城。”可是天大地大不如如来佛的巴掌大。他们到了北京仍然逃脱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一个个还是被免费汽车押送回原地，头头则要蹲班房，连为他们打官司的律师都要东躲西藏，以免被抓。“上访”有罪，这是中国农民遇到的新问题。李昌平说：“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为少部分人服务的法制是越来越完备了，越来越被这个社会‘默许’了。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笔者有学生从农村来，说起打官司，是“不打生气，打了更生气”。“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成了民间的顺口溜。打官司成了权力与金钱的派对游戏，如梦如幻如疯如癫伦巴大跳。司法腐败成了寄生在现代专制政体上的一颗毒瘤，也是它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五个月前，我在美国读《贫穷与富裕的双重变奏》之后，写了如下观感：“因为我到过云南，尤其是农村，虽然只是走马观花，但印象颇深，对云南很有感情，所以把这篇文章读完了。怎样叫农民脱贫解困，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靠救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个世界就是不平等，但是我们也不能搞‘土改’式的解决。（5／28/04）”贫富不均，差距拉大，已经成了困扰今天中国的难题，但是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劫富济贫，虽然做到了“均贫富”，但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土地化为集体——国家所有，这种共产主义的暴力革命，实在不可取。农民不能作自己土地的主人，没有土地权，就遑论其它的任何权利了。我国的农民至今不是还在吞咽这枚强行恩赐的苦果吗？

   李昌平的前文把愤懑发泄向美国，实在是无的放失。他说：“你站在北京上海深圳看看美国后，再请你转过身来看看中国的贫苦地区，再认真的想想。”这一“看”一“想”，怎么能迁怒人家美国呢？世界时时在演奏“贫穷与富裕的双重变奏”，中美之间的差距，近似于中国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但是在寻找原因方面，却是各有各的帐。中国农民目前的贫困问题，直接原因，和美国没有关系，不搭界。美国建筑业的小工，每小时的工资是15——20美元，即人民币124——166元。电脑工程师每小时最少也在30美元。他们的工资高得如此“离谱”碍着我们什么呢？中国农民的贫穷要从内因找问题，但是也不能归罪于中国城市里的广大市民和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即使他们中有的人发的是不义之财。千万不要走历史的老路，把农民的贫穷引向对富人的嫉恨。“均贫富”只能造成族群仇恨，冤怨相报，种子绵延不绝。

   50年前，我们不解，为什么美国的无产阶级不起来造反。现在，我到了美国仍然思考这个问题，原来，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竞争的社会，政府、法律、制度，都为穷人参与竞争提供了公平的起点，例如公立学校的义务教育。如果你不参与起跑，或者落后，或者中途放弃，那就不能怨天尤人，只能无怨无悔，自认倒霉。因此，住在免费的公寓房间里的穷人对于开豪华汽车、住豪华住宅的富人并不嫉恨，非要群起造反不可。这正是美国的穷人不向社会发泄怨愤的一个不容小觑的原因，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李昌平终于找到了症结。中国农民为什么贫穷？为什么受歧视？为什么沦于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地位？因为“制度”就是为他们作了这样的“设计”。首先是他们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了。李昌平说的“十八大不合理制度”中，第一是“产权制度”。这是很对的。

   九亿没有土地权的农民，站在强势的政府面前，站在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大地主“政府”面前，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利益吗？黄世人想做做不到的事，这位“地主”都能做到，心想事成。靠种地吃饭的农民却没有土地权，他们能安心生产，安居乐业，走向富裕，共同奔小康吗？他们能够拥有自己的尊严吗？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国家把农民的全部土地据为“国家”所有吗？这样一个“国家所有”的大蛋糕，谁不想近水楼台先切一块。

   我们去到美国，到处看到郁郁葱葱的树林，为什么没有人乱砍乱伐呢？因为树上挂着牌子“私人林地，禁止狩猎”。连进去狩猎都不行，乱砍乱伐就更加不行了。既然每一块土地都是私人所有，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赋予了农民拥有财产权土地权，并无条件地保护公民的这个权利，那么这个蛋糕谁敢碰一碰呢？

   中国农业一向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特征。对这种小农经济强行搞集体所有、全民所有已经证明此路不通。规模远远不是小农经济可以比拟的中国国企之改革，改来改去总想绕开产权改革起死回生，结果还是逼上梁山，以产权改革为依归。国企改革如此，三农问题能够绕开产权改革而走出死胡同吗？土地承包如果不走向土地私有，企图不迈进农民私有土地这个门槛，那么三农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共同发土地横财的腐败问题也是解决不了的。

   李昌平说：“土地是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里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集体；集体所有，但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着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这正在孕育着革命啊！”这位“新地主”是谁，不言自明，当然不是黄世仁了。今天，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大发横财的根本条件就在于这个土地制度。如果土地为农民个人所有，那就釜底抽薪，断了官商暴富的财路。

   华盛顿市区北部马里兰州的洛城、盖城一带是最近一二十年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区，但就是有一些农场主不肯出卖土地，形成都市中的乡村景观，谁也没有可能去强行征地。台湾商人为什么要跑到大陆投资呢？除了看中了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可以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得到他所想要的任何一块土地，绝对是心想事成，没有任何商业的或法律的纠葛。可是在台湾，土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农民的命根子，你不付出高昂的价格休想获得土地，而且，如果你要建立一片巨大的厂房，就要涉及多家农户，你要逐家逐户地去讨价还价，其中只要遇到一个“钉子户”你就束手无策，政府不能助一臂之力。这笔征地的买卖会弄得你焦头烂额，元气大伤。在大陆，父母官们要招商引资，他看中的土地，只要用手一指就可以划拨给你了，而且还要为你搞好七通八通，叫你心满意足。如果大陆的农民也能像台湾的农民那样，失去土地之后，摇身一变就成了大富翁，未必不是一件美事。可是，在大陆，在每一片“开发区”、“花园小区”的后面，就站着一群茫然无措失去土地的农民，也站着几位得意洋洋的官商。据说，中国已经有4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这当然是指“承包”的土地。他们的生计有保障吗？否则，“这正在孕育着革命啊！”这大概算是改革开放遇到的新问题，但千万不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处理这些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