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过右派的杂文家邵燕祥为朱正所著反右运动史《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写的序言中说：“右派和广大知识份子肯定是反右派的斗争的失败者。然则，反右派斗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次没有胜利者的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该由谁来写呢？”

   邵燕祥的话，不乏杂文家的幽默。目前，海内外写反右运动的大部头书，笔者读到的还有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胡平的《禅机：苦难的祭坛1957》，丁抒的《阳谋》，纳拉纳拉扬•达斯的《中国的反右运动》。朱正身入右林，时为《新湖南日报》记者，自然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叶永烈1962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看到过那些低头耷脑可怜兮兮的右派教授；胡平是右派的儿子，尝过“右派崽子”的滋味；丁抒是1964级清华大学机械系学生，在文革中更看到过右派再一次被押上审判台的情景（《阳谋》在香港出版，作者已定居美国），所以他们都是从不同角度见证过历史的人。至于那位元英国人达斯，根据查阅中国报纸而写出的博士论文，自然免不了隔岸观火了。

   笔者今天写葛佩琦，当然也获益于这些著作。他们留下了信史。

   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认为被戴上“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三顶帽子的葛佩琦是一个“离奇曲折的冤案”。

   这个“离奇曲折”真是难以概括。我希望能够简捷地予以转述。

   57年的大右派一筐又一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都是鼎鼎大名的顶级右派，但是他们，还有其他的被定为右派的人，谁都没有敢如此狂妄地叫嚣：“可以打倒你们（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只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葛佩琦敢于这样叫嚣过。

   因此，他成了罪大恶极的右派。他如此疯狂的反动言论一经《人民日报》揭露，为反右派运动火上浇了一大桶油。他因此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与众多右派相比，葛佩琦还有一项殊荣：他是钦定右派。

   什么树上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葛佩琦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少将军官，自然对共产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因此这不过只是暴露了他的反动阶级本质而已。

   在1957年，我对葛佩琦也只知道这么一些。1960年我大学毕业，戴着右派帽子，分配到东距青岛100公里的平度县一中当教师。到了平度，我到县图书馆翻查民国版县志，无意之中发现，有一个葛佩琦，列名于平度县考进北京大学的学子中。我再打听了一下，证实此葛佩琦就是彼葛佩琦。原来我来到了大右派葛佩琦的家乡。除了同病相怜，还多了这么一层关系，这样对葛佩琦更增加了注意的兴趣。

   在中共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入敌人龙潭虎穴的地下情报人员。他们当之无愧地是“无名英雄”。这些人物形象具有超出常人的机智勇敢，他们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们遭遇了出生入死的冒险，终于以赤胆忠心完成了党赋予的伟大而光荣的使命。他们受到青年人狂热的追慕。

   1949——1950年我还是上海新建中学的初中学生团员。我们学校有地下党员十好几人，而且主要是学生。面对那些解放前入党、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师、高中同学，我是从心底里对他们有无限的羡慕与敬意。他们都是我心中的无名英雄。

   但是经过作家典型化处理过的“地下工作人员”形象和现实中的人物实际遭遇，存在着巨大的错位。

   我所在的新建中学有一位特别出风露头的地理老师，其姓名我已经淡忘。他担任教师工会主席，每有集会，他总是上台发言，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我们都以为他是积极分子。那时，学生对于积极分子的老师别有一种尊敬。他的拿手活就是教地理的时候，不拿课本，口如悬河，而且一笔划出某个国家或省份的地图，形状逼似，所以听他讲课是引人入胜，津津有味。他是一位颇受学生欣赏的地理教师，至今我们老同学聚会时还想着他。

   1951年上海镇反时，有过两次一夜逮捕万人的大搜捕。他在第一次，在一个深夜里，他悄悄地被捕了。那个晚上，是一个红色恐怖之夜，上海市逮捕反革命分子万余人。被捕后，对他的情况大家了无所知。三十几年后，我到北京拜访当时学校的教务主任、党支部书记、后来调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教材编辑室主任的苏寿桐先生，回忆起这位地理老师来，苏先生对他仍然怀有敬意，赞赏他的才能。苏先生说，这位地理老师曾经是党员，蹲过监狱。他只上过初中，在监狱里他只有一本地图册可读，他就利用蹲监狱的机会把这本地图册读得滚瓜烂熟，日后成了一名优秀的地理教师。

   他担任过中共安徽省特派员，和任弼时颇有私情，所以，当任弼时去世时，他还特地书写了挽联寄往北京，表示吊唁。那副挽联还是他请苏先生书写的。至于他被捕之后的下落，作为学校党支部书记的苏先生也不知道。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讲师葛佩琦的经历，自然比我的这位地理老师要离奇曲折得多，而历史地位、贡献应当更为显赫，最后，当他的冤案获得一一“改正”、澄清之后，还获得了身前身后名，比起我的那位地理老师下落不明，要幸运得多。

   葛佩琦本来应当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他由1935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转而为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抗日时期，策反了大批伪军起义，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保安长官杜聿明的司令部负责新闻宣传全责，官至少将高位，可以探知东北蒋军的全局情报，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他提供大量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为辽沈战役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经历足以编出一部曲折惊险的电视连续剧。我想，当毛泽东、周恩来读到那源源不绝的东北国军的情报的时候，不会不了解他们安插在那里的一位高级情报员。所谓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如果没有这些高级特工，他哪能有这些神话？

   但是，1957年葛佩琦的出名不因为是革命的传奇英雄、共产党的功臣，而是因为他成了全国讨伐的大右派。

   我在六评白皮书中已经写到，1957年5月15日，这是一个公认的分水岭。这一天，毛泽东下达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要让他们倡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倡狂，对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所谓“钓鱼”、“诱敌”、“引蛇”，这些都是毛泽东在发动“鸣放”时的专用名词。在他眼里，知识份子中潜藏了一大批“鱼、蛇”，他们都是“敌人”，需要用计谋把他们引诱出来，钓上钩。

   在这个档中，毛泽东向党内露出了他的底牌：要打右派，并且连“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426页）的指标都确定了。一场惊天动地摧枯拉朽的歼灭战进入了倒记时，他只等着收容战俘了。比起兵败如山倒的蒋匪军，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份子就更不堪一击了。

   现在，毛泽东正在竭尽全力，组织各级宣传部召开知识分子的大鸣大放会议，把“敌人”引出洞穴地堡，掉进他布设的八卦阵，火力网。束星北从青岛到济南参加山东省委宣传部的会议是一例，这个葛佩琦参加人大教师座谈会也是一例。为了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各级宣传部门，都在忙忙碌碌地动员、劝说知识份子打破顾虑，大胆鸣放，帮助党整风。

   5月24日人大党委两次发给葛佩琦书面通知，要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帮助党整风。葛佩琦说：“我想我是一个冒险犯难，为党做过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并没有对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的申诉信，作出任何答复，为什么要把我列为‘党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头两次通知，我没有出席座谈会。第三次通知送来之后，有总支的一位同志来动员我，他说：党委三次书面请你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你都不去，不太合适。我就勉强地去参加了座谈会。”（《葛佩琦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像这样苦口婆心好话说尽、好事做尽的党委，岂止一个人大！

   为了打消入会者的顾虑，使大家踊跃发言，党委书记说：“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冕。”而且他还补充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方针。可惜的是葛佩琦只懂得共产党会乔装蒙骗国民党，却不懂得共产党还会乔装蒙骗老百姓和知识份子。

   3天后，5月27日，人大内部刊物《人大周报》刊出了葛佩琦的发言。葛佩琦作为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岂能没有意见？所以他的开场白别有潜台词：“我过去在党里面混过一个时期，对党里的事多少还知道一些。”一个“混”字包含了不尽的辛酸苦涩。

   葛佩琦在会上根据帮助党整风的意愿，就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份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方面，给党委提了一些意见。

   但其中有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份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在那个时候，对共产党说“打倒”、“推翻”、“杀”这些词，听到了也会吓出一身冷汗，更不用说此话出自自己的口。

   葛佩琦看了5月27日人大内部刊物《人大周报》上刊载的自己的这个发言，感到非常惊讶后怕，因为上述这段话不是他说的，歪曲了他发言的原意。当天下午，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要求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的他。当时他的性情有些急躁，指着《人大周报》上登的那段话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副校长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查证这个诬陷的由来，也无法查证聂真副书记是否与闻其事，不过可以推想聂真是在敷衍葛佩琦。即使这是“无意诬陷”，聂真他能够“更正”吗？

   葛佩琦更没有料到，不但《人大周报》没有给他“更正”，而且4天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5月31日的第七版发表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除了原文之外，更是完全不顾实际，断章取义，横加篡改，添油加醋，狗尾续貂，拔高成了反共言论。编辑用了一个长长的提示语作为标题，以示醒目。原文为：

   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员警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