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毛泽东制定的三反运动“预算”，以华东军区为例，平均每300——400个干部战士中，就要打出一个罪至死刑的“大虎”。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礼炮声中诞生，同时一场又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也在隆隆的阶级斗争礼炮声中次第展开。毛泽东是不断革命论的好学生。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创造性地运用在中国，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作为过来人，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是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进入1950年的，然后我们是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进入1951年的——我个人是1月8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参军——参加军事干校离开上海的。

   但是从中国的社会情况而言，1951年的主题词是：

   镇反，土改——杀人的代名词；

   1952年的主题词是：

   三反，五反——“打老虎”的代名词。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上致题为《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开幕词。所谓三大运动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

   日历翻到1952年，抗美援朝仍然在继续，三反、五反代替了土改、镇反。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1952年《元旦祝词》宣称，三反运动是要“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卷第1页）这种浪漫主义的宣言不能说没有煽惑力，但是且不说中共的阶级斗争历史，就是当今世界各国，哪个国家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这些“污毒洗干净”了？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时，永远是立足于道德的制高点上，造成任何人，首先是他们的政治局同僚们除了双手赞成，别无选择。

   在毛泽东宣布三大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一个月后，毛泽东收到华北局11月29日的报告，得知天津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的贪污问题，还查明他们“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的严重问题。此外，这时还查出几个贪污浪费的案例。

   1952年1月4日，毛泽东批示：“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引文见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19页，往下只注明页码。）“但在一月份内只应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贪污案件并进行审讯，而不必忙于处决。”（第20页）

   因此，拖延到2月10日，张、刘二人被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死刑，予以处决。当时我听到内部一个传说，当枪声响过，毛泽东的刀下留人的急电送到刑场，但是晚了一步。那时没有手机，否则，或许张、刘二人还不至于送命。传说毛又认为给这么两个老革命处决太重。这是一个无法证实的传说，权当一个佳话记载于此。不过，多数老干部对于如此严厉的处罚，心里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那些真有问题的人，哪能不惴惴然。

   其实，毛泽东的所谓三反是“洗干净污毒”之说，是他的谜面，谜底则是阶级斗争。他总是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总揽全局，不断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早就向全党敲响过预防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警钟。现在有了张子善、刘青山的典型开路，正好证明了他的英明和预见，所以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在他的胸中酝酿成一杯醇香而性烈的茅台酒。

   毛泽东早年到过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北京大学做过月薪8元的图书馆馆员，而馆长、教授，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月薪是200——300元。他在上海给人家洗过衣裳，不一定就是靠此谋生，起码也是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掩护。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对于人间的不平等心怀革命冲动的青年毛泽东，走到那种花花世界里，满眼看到的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笙歌艳舞的都市繁华，和自己的地位形成强烈的巨大的反差，心里更加引起天然的敌视与无名的仇恨。我们可以借眼前的一个例子，破解毛泽东的心理态势。这就是大家熟悉的马家爵，一个云南的大学生，因为自己太穷。人穷志短，承受不了同学的歧视，于是把同寝室的同学都杀了。马家爵如果和毛泽东是同龄人，那么就不会出此下策了，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但送来了马列主义，而且还派人到中国来帮助中国人组织和建立共产党。有了共产党那就不只是杀几个给自己翻过白眼的人，而是要把天下的不平等一扫光。

   所以，站在西柏坡村的土坯房子里，毛泽东就预见到“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现在出现了张子善、刘青山，正好证明了他的预见之英明之伟大，所以，发动三反运动在党内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一致拥护，而且谁也难以提出反对的理由。

   由共产党自己提出反自己的贪官，当然可以获得群众的高调拥护，为革命的合法性提供坚实的论据。在中国历史上，反贪官总是会得到群众的热烈支持的。一部《水浒》就是证明。

   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从此，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任务的“三反”运动在全国机关、党派、团体、部队、学校、企业相继展开。说句天地良心的话，当时的机关干部，大体上还保持着打天下时的本色，吃的是大中小灶，穿的是蓝色灰色的干部服，住的都是接收的房屋。1951年我领战士级班级的津贴费只有两元几角钱，当时的炒花生米4角钱一斤，所以干校营门口的小贩编排我们说“穷不了一月，富不了三天”，直到1954年领副排级津贴费才增加到14元。大中小灶的标准是每天4、6、8角钱。总的看艰苦朴素还是蔚然成风，贪污浪费现象不能说没有，但是毕竟不多不重，所以，下头对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三反”运动开始时是颇为抵触的，并不是闻风响应，雷厉风行。

   决定下达后的40天，张、刘枪决，以杀立威，全党全国干部在称颂伟大领袖的英明之余，无不惴惴然惧惧然，一片惊警憬悟之声，好像三伏天吃了一杯冰激凌，头脑顿然清醒，这个“三反”运动也就遍地开了花。

   毛泽东以在延安倡导实事求是获得了美誉，但是在实际工作上，在领导政治运动中，他从来是反实事求是的。远从江西苏区搞肃反，整AB团，中经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他发动了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都是搞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罪推定，逼供定案。每次运动都他要预先制定出整人指标，并且层层分解下达，不断加码，实行目标责任制。那些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刑讯逼供而完成任务的是好干部，否则就是认识落后，右倾保守，或者本人有问题，或者有意“包庇”，视为“拦路虎”、“绊脚石”马上成为被打击对象。

   因此，文革之后，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展开了历史上空前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不但要平反解放后的大量冤假错案，而且涉及了大批从江西苏区时期开始、长征途中、延安整风的旧案积案。毛泽东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亏得胡耀邦出来收拾，给他“擦屁股”。今天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文革后中共在“英明领袖华国锋”领导下继续执行两个“凡是”，拒不平反冤假错案，今天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毛泽东领导镇反运动，规定了“杀人指标”：农村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点五。故此，1951年1月21日，他要求上海“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文稿》第二卷第47页）1月23日电报称：广西省“三个月中，正确地杀了匪首惯匪及其他首要反动分子三千余人，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第62、63页）1月24日毛泽东给各中央局书记电报，指示“应当放手杀几批”。（第70页）2月8日电报指示：“应杀者均杀之。”（第112页）2月25日指示北京市“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第139页）3月18日，毛泽东在《转发黄敬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的批语》中说：“各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过去几个月一般劲头很小。这主要是由于领导机关对反革命的严重性及镇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而来。从二月起，先有北京市，现在又有天津重庆两市动起来了，这是好现象。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下面是天津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第168、169页）3月24日又指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第192页）

   总之，可以说1951年是杀人年，而且是有计划地有比例的大规模地杀人。“大杀几批”成了毛泽东翻来覆去下达指示的主题词。毛泽东以杀人为“痛快”，觉得“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活脱脱地暴露出一个杀人狂的变态心理！但是现在，中共极力回避镇反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反人权的杀人运动。至于镇反运动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错杀了多少无辜就成了永久的机密。

   所谓三反运动，实际上是反贪污，至于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不过是陪衬。这三件事怎么也难放在一起来反，何况是开展政治运动来反。反贪污采用的是凡管钱管物的人，都视为“犯罪嫌疑人”，要七斗八斗一番，用了一个比喻说法，叫做打老虎。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提出了“打虎预算”。这和“杀人指标”一样，是异曲同工的说法，即要完成打虎的数量。“预算”本来是一个经济学的名词，因为毛泽东要避用军事术语，所以借了经济学名词来表达“打虎”的目标数字，也算一个创造。

   所谓“反浪费”，并没有客观标准，很难界定是非。“反官僚主义”更是一个虚拟世界，更难界定是非。6年后的1957年整风的时候，又把“反官僚主义”拉出来陪过法场，就可见三反运动，其实只是一反，反贪污而已。

   贪污是一个典型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政治解决。这就是毛泽东习惯的手段，可见他毫无治国之术。

   在他的总导演策划下，全国六大行政区为此你追我赶，不断增加“打虎预算”，从几百只，逐步提高到几千只。

   1月24日，毛泽东批示：“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十多只，今天会报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