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据官方统计说总共打了右派552877人，最后还有96人未获“改正”，（见《禅机》第793页），占总数的0·00018，不到万分之二。

   这就是在发动之初被认定为“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

   亏得有了“反右运动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这么一锤定音，才使得哓然沸然的舆论三缄其口。《禅机》的作者称之为一针镇静剂。

   但是，既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把实事求是当作思想和行动的指南，那么，实事求是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事实。历史提出的最高指令，也是遵从事实。今天胡锦涛又提出科学发展观，首先也是以事实为依据。

   虽然邓小平在“改正”右派上功劳不可抹杀，但是，他没有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走到底。善始而未善终。

   因此，作为曾经被打过右派的我们，在48年之后，在我们行将就木之前，不得不留下我们自己的声音。

   问题是并非是我们自己要维权，许多曾经亲手打过别人右派的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也秉持公心，反对邓小平的一锤定音。

   我在《千古奇冤葛佩琦》中，已经写到葛佩琦给1957年当时是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人事处长，时任国务院参事的李逸三写信，请求他帮助的事。

   有过“改正”经历的人，都不会忘记，我们这些属于“错划”的右派，远在1979年大多已经获得“改正”的恩宠，可是葛佩琦直到1986年才收到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2月6日的发文：“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葛佩琦真要谢天谢地！

   这主要的障碍在于他的右派是毛主席定的。他实在是罪大恶极，不可赦免。有一种推测，如果葛佩琦不能得到平反改正，他就可能成为最后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5个右派中的一个。

   李逸三，一位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老干部，为葛佩琦的平反改正，积极地出谋划策，奔走呼吁，功莫大焉。戴煌写作《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其第十章《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就是访问了这位九十高龄的长者，并且得到他提供的材料。

   戴煌写到李逸三，说：

   他思路清晰，在乎静缓慢的谈吐中，常常透示出刚劲雄辩的内涵。他说：1957年，他打心里就不赞同毛主席“引蛇出洞”的说法，如今更不能苟同反右“扩大化”的论点。他说，如果“扩大化”了几万倍，十几万倍，这场运动还能被认为是“正确的、必要的”?

   这位一生具有传奇色彩经历的革命老人，生性刚直，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两次坐监、靠边站被审查。1978年冬，中国科学院党委给他作出了历史结论：“两次被捕，没有问题”，“反‘左’，难能可贵”。1979年调任国务院参事。

   李逸三断然地说：“葛佩琦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以后又怎样被关进了监狱，我都一清二楚。那前前后后，都是一连串的完完全全的人为大冤案!”

   有过“改正“经历的朋友都念念不忘1979年的经历：那是一个料峭春寒的时节，我怀着一颗怯怯的心，回到22年前被打右派的山东大学，住在招待所里，每天欣赏那瑟瑟抖抖的迎春花从墙角里暴露出她的花蕊，开放出她那金黄金黄，灿烂动人的小花。我心理期待着：春天终于来了。

   这时如果遇到一位说几句同情的话的老师、同学，甚至还招待一顿便饭，那感动之心，感激之情，真是永生不忘。说句天地良心的话，那时，我自己根本没有想过，改正与平反的差别。只要得到“改正”的通知，就谢主龙恩，万事大吉，回家报喜了。

   那时，同情我们的人的确比较多，可是比较起来，像李逸三这样，挺身而出，上书最高领导人，慷慨陈词，义无返顾地为一个“钦犯”呼冤，就比较少了。

   葛佩琦向李逸三写信的情况，我在《千古奇冤葛佩琦》中已经写到。李逸三收到了葛佩琦的来信，即刻铺开信纸，抖抖索索地给胡耀邦写信。下面就是李逸三写的信文：

   胡耀邦同志：

   我现任国务院参事，向您反映一下葛佩琦的冤狱问题。

   先谈谈他的右派问题。1957年，我在人民大学任党委常委等职。当时鸣放时，我们请他们帮助党整风，他向党提批评意见，说了些错话和气话、刺话，如说：

   “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

   “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把流过汗流过血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少数党员)，六亲不认”。

   这三段话，是引的原始会议记录。他谈这些话时，我在场，据我记忆，这基本上是他的原话原意。

   当时57．6．8《人民日报》上登载的葛的话，是吃了水分的，和事实是有出入的，断章取义，夸大其词。

   邓力群同志说葛“要杀成千成万共产党人”，和事实就离得更远了。

   据我所知，葛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抗战八年和解放战争四年共计十二年，是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的，延安档案可以证明这点。

   1949年解放至57年，共九年之久，他多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我们组织上不但不承认他在地下的工作成绩和组织关系，反而对他一再审查，看成嫌疑分子。

   因此，上面我引述的那三段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我认为他的话有错误，也可以说是大错特错，(但)是不是据此就定为右派，至今不予改正，我认为是值得再研究的问题。

   目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当时有右派，我们搞反右派运动还是正确的；其中问题，是反右扩大化。”

   我现在认为；；57年反右运动，是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的性质和文化革命同一性质，是祸国殃民的大错。

   当时的阴谋是“请党外帮助党内整风”，阴谋是”引蛇出洞”。实践已经证明，五十五万条“毒蛇”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冤假错，万分之一左右是“右派”。

   留这万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给我们增加光彩；相反，后辈人会耻笑我们拖泥带水。

   反右派运动本身是错误的，保留万分之一左右的“右派”帽子，作用不大，意义不多；我建议来个一风吹，彻底翻。

   下面，我说一下葛佩琦坐十八年冤狱的问题。

   葛佩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共计十二年的历史，有人证判处无期徒刑，在坐了十八年之后，被特赦出狱。

   葛出狱后一再申诉。大约三年以前已经查明是历史革命分子，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听说北京市人民法院也早已重新作出判决，认定葛是坐了十八年冤狱，听说北京市委迟迟不批。

   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您建议：请求您责成有关部门彻底查一下葛佩琦十八年的冤狱是怎样产生的；北京市委为什么对法院重新判决为无罪的请示，拖了近一年了，不睬不理。

   我还建议，在查清制造这十八年冤狱的有关人员时，判处他们十八天徒刑，让他们体会一下十八年冤狱的滋味!

   写到这里，李老联想到自己当年也有愧对葛佩琦之处，悔恨之情油然而生。他写道：“划葛佩琦右派，我是举过手的，我们做了多少祸国殃民的事，大家都平安无事！”

   然而一想，他觉得在这儿插上这几句似有不妥，又把它划去了，继续按原来的思路往下写：

   解放前，葛佩琦是虎口余生；解放后，长期压在“右派”帽子底下，妻离子散，双眼接近失明。葛被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

   为了使这个历史革命分子早日过上人的生活，我特向您喊：冤!

   致

   革命的敬礼!

   李逸三 1980．11．20

   读完了这封信，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如此旗帜鲜明地反对“反右扩大化”，主张“一风吹”，这比为葛佩琦鸣冤还要重要，因为这是和邓小平唱反调。一位九十岁的革命老人这样直言不讳地声张正义，要冒多大的政治风险啊！他不怕自己前“功”尽弃吗？

   李逸三在信件原稿上写的“划葛佩琦右派，我是举过手的，我们做了多少祸国殃民的事，大家都平安无事！”和后来信件上写“葛被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像这样的反思，这样的忏悔，这样的自责，举目望神州，真是空谷足音，罕有回响！

   至于彻底查清的要求，判处十八天徒刑的意见，自然是不了了之。

   （2006/1/4于山东大学附中）

(1/4/2006 15:13)《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