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继续探索一个问题，即毛泽东、周恩来是否知道葛佩琦是中共派遣打入国民党军队的高级特务？

   在《千古奇冤葛佩琦》中，我推测道：“当毛泽东读到葛佩琦源源不断送来的情报的时候，按照情理推想，第一就是要辨析情报的真实性。要鉴别情报的真实性首先要调查清楚情报的来源，即提供者。因此，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当然要知道葛佩琦这个人。葛佩琦这个响当当的名字，给了习惯于长夜工作的毛泽东多大的兴奋啊！如果没有葛佩琦、卫立煌这些‘无名英雄’的贡献，毛泽东在东北战场能够决战决胜吗？”

   但这只是假设。严肃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常常采取假设。胡适不但提倡大胆的假设，还要求小心的求证。其实，我们对于某个论题提出“大胆的假设”的时候，已经有某种推理、推想、求证隐含其中了。

   “特务“本来是一个中性词语，没有褒贬，但是中共赋予了贬义，如《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参加国内或国外的反动组织，经过特殊训练，从事刺探情报、颠覆、破坏等活动的人。”199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今汉语使用词典》解释为“经过特殊训练，从事刺探情报、颠覆、破坏等活动的人。”贬义减少，仍然带有贬义。经过几十年的熏染，积习成惯，大陆人就把“特务”当成十恶不赦的坏蛋。

   其实，特务与间谍、谍报员、情工、情报人员、特工、特工人员、密探、鼹鼠等等都是同一性质的人员，也都是中性词语。

   如果我们站在中立的立场来观察，国民党的特务和共产党的特务，实在是一丘之貉，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情报战线上，共产党是大赢家，赢得缸满瓢溢，国民党是大输家，输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惨不忍睹。

   本文所以要使用“特务”一词来称葛佩琦，就是要恢复它中性的地位，也使我们自己站到中立立场来观察历史，尽量减少主观的褒贬，以求得事实的真相。

   中共为什么要把自己派遣的特务称为“情报人员”呢？这是因为在道德上可以摆脱手段卑劣、下贱的地位。所谓“情报人员”，顾名思义是企图限定只“窃取”情报，不搞颠覆、破坏等下三栏的事。其实，据说，毛泽东终身没有放过一枪，你说他杀过人没有呢？窃取情报是高尚还是低劣，确实涉及到道德与法律的问题，本文不节外谈论。

   其次，“特务”大概也可以笼统地分出高、中、低级。举凡进入对方较高部门，获得较高职位，尤其是有机会接触或刺探核心机密的人员，不论其本人原来的级别高低，都可以称为高级特务。葛佩琦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的头衔混进对方，然后获得很高的职位，后来又送回大量核心机密情报，当然应该称为“高级特务”。

   退一步说，葛佩琦如果不从事地下工作或没有发生“脱党“的意外，以“一二九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的领袖人物身份、1938年入党的资历而言，参照他的同时的一些人，解放后也都是身居司局或省部一级的官位，都是属于高干。所以葛佩琦无疑是“高级特务”。

   因此，在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掌握的高级特务名单上，葛佩琦无疑应该列名其中。

   葛佩琦在回忆录中说：“根据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形势，党中央决定：抢先接收东北，并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因此第一条战线（军队）和第二条战线（地下工作）上的人员，都要尽快向东北转移。”

   以东北为根据地，夺取全国政权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战略宏图。远在抗战胜利前，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我“准备二、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二十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得到技术条件”即先进的武器装备。“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为东北不仅有大工业，而且背靠苏联与外蒙古。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延安赴重庆谈判。第二天，根据商定的方针，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一项关于迅速进入东北的重要指示。指示去东北的部队与干部立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部队不能去的城市，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指示强调：“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在东北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方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毛泽东对东北是志在必夺。

   中共军事史上那个十分著名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就这样提出来了。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表面上向国民党让步，不惜放弃部分南方根据地，其实是将部队依次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控制热察，争取东北。毛泽东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

   194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共中央东北局下达《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个》的指示，“此次我军十余万人进入东北和热河，新扩大者又达二十余万人，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加上党政工作人员，估计在一年内，将达四十万人以上。”可见对东北，毛泽东是志在必得。

   那时，中共各根据地的人马是昼夜兼程，星夜行军，条条通向东北的大路上是如潮水一般的人流拥向同一个目标，汇聚到山海关前。据说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三分之一派到了东北。总之抢在国民党的军队前占领东北城乡，从苏军或日军手里接收能够装备几十万人员的武器，成了十万火急的任务。为此毛泽东都积劳成疾，卧病离职休息。

   因此抗战胜利之后，中共把争夺东北根据地当作重中之重的重任。为此，获取东北军事全局的情报成了战略决战是否能够取胜的关键。这时怎么会把打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的一名少将葛佩琦当作“闲棋冷子”乃至等闲之辈呢？

   总而言之，我坚信，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掌握的在东北地区的高级特务名单上，绝对有葛佩琦这个名字。

   我用e-mail发出了文稿《千古奇冤葛佩琦》，随后翻开中共高级特务熊向晖写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从图书馆借来这本书，是因为张戎揭露说胡宗南是中共卧底的高级特工，而熊向晖是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周恩来布设在胡宗南身边的“闲棋冷子”，因此产生了读一下熊向晖的回忆录的兴趣。

   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感到实在值得一读。1947年6月，熊向晖“归队”，回到北京，去见派遣他的领导人周恩来。周恩来兴奋地说：“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你作了努力。罗青长说：还有陈忠经、申健，一共三个人。周恩来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可以说是‘后三杰’，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毛主席曾设想，如果发勋章，也要发给你们。”（凡引文出自《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的，只加引号，不加注释。）

   其“前三杰”中的陈忠经就和葛佩琦有极为密切的地下工作关系。

   在争夺东北中，第二战线也是快速跟进。当时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负责人赵耀斌派葛佩琦乘美国军用飞机捷足先到北平，开设了地下联络站，作为派员到东北的桥头堡。

   1936年冬天，葛佩琦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陈忠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这时陈忠经已经在国民党内立足站稳，有的人就是经过经过陈忠经的介绍，打入东北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1946年春节过后，由赵耀斌派遣、陈忠经“举荐”，李年、邢国彦、王书鼐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做情报工作。接着，赵耀斌又派遣葛佩琦去东北，陈忠经也向这个政治部的主任余纪忠作了介绍，余纪忠也立即表示欢迎，并送来了“派葛佩琦为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的派令。

   明白了这个关系，对于我们大体把握葛佩琦在中共地下工作系统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看一个地下工作人员的地位与作用，首先是看他“乔装”以后可能达到的身份与地位。这决定他能够收集到何种秘密等级的情报。其在敌营的身份地位越高，就越有可能收集到越机密的情报。葛佩琦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的军衔是少将，当然是高级特务了。

   周恩来提到的前后“三杰“中没有葛佩琦，不等于他在情报战线上的地位低于他们。建国后,“后三杰”均担任重要职务，熊向晖、陈忠经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申健任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但是，因为葛佩琦不是周恩来直接掌握、派遣的特务，所以把他放在其外，但是“三杰”获得的情报，主要是胡宗南部队的情报，葛佩琦获得的是东北国军的情报，两者不可互相取代，或互相褒贬。

   我们也可以断定，中共在东北的特务，绝对不只葛佩琦一个人，即使在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里，也可以还有第二、第三、第四个，但是这丝毫不能贬低葛佩琦的地位和作用。作为情报，不但多多益善，而且还要互相印证。作为情报人员，时刻都有被捕牺牲的危险，因此也要准备后继有人，但任何理由都不足以贬低葛佩琦是高级特务的地位与作用。

   葛佩琦在东北的时间大约是将近3年，到第二年末，他的直线联系人李年被捕，从此断绝了发送情报的通道。在前一年半当中，他提供了哪些情报？这些情报起了什么作用呢？

   根据《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身在“曹营”心在“汉”，万死而不辞》记载，“这些情报，对东北人民解放军夺取许多重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效。”现在让我长篇引用该书——当葛佩琦得到“派葛佩琦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的派令，之后：

   正当其时，报载杜聿明下令在东北通辽枪杀中共地下党员二十九人，妄图恫吓我地下工作人员。葛佩琦置之一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革命而死，无上光荣！”他毅然去了沈阳，坐进了杜聿明的司令部，被余纪忠任命为政治部第一组代理组长。

   这个组，专管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那时所有从关内调到东北的部队，都要把部队的番号、驻地、人数、编制、主管姓名等等，书面报送长官部政治部。第一组依据这些书面报告，编成国民党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这个“一览表”，立即成了葛佩琦送给自己地下情报组织的重大机密材料。

   　　国民党驻沈阳的重要头目——如省党部主任委员、省政府主席、保安长官部长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等人，每两个星期都要举行一次联席会议。葛佩琦每次都跟随余纪忠参加这种会议。这也成了葛佩琦向地下组织报送机密情报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