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特稿2006年1月26日】

   下面第三节的《“左联”五烈士死于谁之手》写于1997年,一直藏在橱中，没有发表。原因很简单，在国内没有任何一家报刊能够发表。这并非因为我胡说乱说，恰恰是因为我揭示了历史的真实。鲁迅当年痛感“吟罢低眉无写处”，我庆幸现在可以发表在海外网站上。

   我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从1960年开始，至1994年退休，其间除了文革，我一直担任高中语文教学课，讲授《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不知有多少遍。《为了忘却的纪念》至今仍然是高中语文的保留篇目，因此读过这篇课文的中国人，累计应该有上亿人次。问题是，杀害左联五作家的元凶果真是国民党吗？

   退休后我读到刘秉荣著的《魂飘重宵九——苏区“肃反”大记实》（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对于“左联”五烈士的死因有了的了解，发现历史事实与文章内容及历来的解说大相径庭，于是写了本文，但是这样的文章在中国是发表不出来的。

   左联五烈士表面上是被国民党杀的，实际上是共产党自己内部的内讧倾轧，即所谓路线斗争，借刀杀人。因此元凶不是个国民党，而是共产党或共产党内部的某一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王明一派。

   《为了忘却的纪念》至今仍然编选在大陆的高中语文课本中，但是对于历史的真实，语文教学中自然是还要刻意隐瞒下去。教学参考书也要刻意隐瞒，教师也很难了解真相，于是就在“瞒和骗的大泽”中年复一年地生活。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教科书（2000年11月第2版）在《为了忘却的纪念》课文前面，所作的题解如下：“选自《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1日《现代》第二卷第六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配合反革命的军事‘围剿’，疯狂地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他们一方面利用反动文人对抗革命文艺运动，一方面大肆逮捕、拘禁、秘密杀害革命作家。1931年1月17日，柔石等五位左联革命作家被捕。同年2月7日，被秘密枪杀于国民党政府设在上海龙华的特务机关‘警备司令部’。鲁迅发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等文章，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进行深刻的揭露。1933年2月7日至8日，在烈士遇难两周年的日子里，鲁迅又写了这篇纪念文章。”这样介绍虽然冠冕堂皇，但是却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文学界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即周扬等所谓“五条汉子”一方和鲁迅、冯雪峰一方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一直延续到解放之后的反胡风、反右，乃至文革十年，最后两败俱伤，不是坐牢，就是戴帽，很少漏网之鱼，这才算落幕，所幸的是，周扬自己最后终算有所醒悟。

   2004年我到美国探亲——给孙子当保姆——，有机会从网上读到高尔品的《所谓左联五烈士》，感到我的发现和他的研究是不谋而合，即五烈士“他们是极‘左’路线的牺牲品，是被王明借刀所杀。”应该说高尔品的论证比我要充实全面细致得多。他说，五烈士不是为无产阶级文学而死的，而是“因参加了中共的残酷内讧和内斗，才被中共自己蓄意出卖而死。”鲁迅制造了一个“历史性的谎言”。

   我的文章虽然写于好多年之前，完全是闭门造车，但是我在重新阅读了我的文章之后，仍然觉得敝帚自珍，可以聊备一格。因此对于我的原文不予改动，先抄录于下。

   从50年代起鲁迅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就选进了高中语文教材，所以为数甚多的中国人都知道白莽（殷夫）、柔石、冯铿、李伟森和胡也频等“左联”五作家与何孟雄等另外共二十四个共产党员是被国民党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

   这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这又不是事实的全部。

   就其前因而言，他们是极“左”路线的牺牲品，是被王明借刀所杀。

   事情的原委是：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苏联人米夫，为了将他的得意门徒王明塞进中共中央委员会、掌握中共大权，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于1931年1月7日召开为期一天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反右倾”之名造成从思想上组织的上推行比李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持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深重的灾难和沉重的损失。

   同一时期，在江西苏区，反“AB团”、“肃反”运动和党内斗争，使成千成万的革命者被无辜错杀，变成了“左倾” 路线的冤魂，最后造成江西中央苏区全面丢失，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米夫、王明以专制、专横手段推行“左倾”路线，对于坚决反对他们的人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当头，反对四中全会、反对王明最为激烈的何孟雄等人首当其冲地成了王明打击的主要对象。

   1931年1月7日，何孟雄等人在上海东方旅馆31号客房召集了部分反王明的干部开会。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有林育南、李求实、白莽、柔石、冯铿、李伟森、胡也频等人。东方旅馆在英租界，今西藏中路广东路口，即上海工人文化宫，1949、1950年我每天上学时都要经过这里。由于叛徒唐虞（王掘夫）告密，何孟雄等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随后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再转到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

   其实，叛徒告密之后，何孟雄等人被捕之前，负责中共中央情报工作与保卫工作的特科已掌握了有关情报，并报告了王明。王明为了排除异己、置之死地，早先已宣布何孟雄等人一切活动为非法，号召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现在能借刀杀人，何乐而不为，于是不准特科前去通知何孟雄等转移。待得知何孟雄等被捕的消息时，王明正在主持召开江南省委会议，幸灾乐祸地说：“这是他们反党反中央反国际搞分裂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随后下令开除何孟雄等人党籍，通知龙华看守所中共秘密党支部，拒绝接受何孟雄等人的党组织关系。

   2月7日晚上，在东方旅馆被捕的何孟雄等26位同志（一说24人）被秘密枪杀（以上材料见刘秉荣着《魂飘重宵九——苏区“肃反”大记实》第四、五两章，花山文艺出版社）。随后，王明给他们罗织罪名，组织人写批判文章在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此可见，何孟雄他们是被王明借刀所杀，是王明大搞宗派主义，强制推行“左”倾路线的第一批牺牲品。

   笔者查阅史料，今存林育南致陆若冰女士——似乎为他的女友——的书简九封，其第八封为1931年1月15日被捕前两天所写。信中云：“敌人与朋友之分者‘几稀’，这比拿着枪在阵地上开火还要残酷，‘阶级的生活’决定要我如此。”陆若冰对此信作了如下注释：“信中反映了林育南参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激烈斗争。……‘敌人’指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朋友’指党内执行立三、王明路线的同志们。”林育南原任全国总工会执委兼秘书长，时任全苏代表大会筹备会秘书长，死年32岁。从这寥寥几句话中可以窥见，当时党内王明为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异常激烈，这些表面上是“朋友”、“同志”的王明一伙，在对待党内异己者方面，比拿刀拿枪的敌人“还要残酷”。而当时中国共产党离夺取政权还渺茫得很。林育南在另一封信中表示，虽然参与党内与“左”倾路线的斗争“用尽了我一切的力量”，自己仍然要保持革命的坚定性，不动摇，不背叛，如“‘山’一般的稳，‘铁’一样的顽强”。（见《党史研究资料》③四川人民出版社）不幸的是，林育南他们大概以“最坏的恶意”也难以推想到，作为布尔维什维克“同志”、党的领导人的王明已经让他们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对于这种牺牲，鲁迅有非常沉痛的感受：“死于敌手的锋刀，不是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战友乱发的流弹……”（《华盖集·杂感》）大概白莽他们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被王明借刀所杀。实在是天大的悲苦！

   为了纪念白莽等“左联”五烈士，鲁迅先写了《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文，两年后又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从正面揭露国民党实行文化专制屠杀作家的黑暗现实。对于党内如此残酷的斗争，也许因为他是党外人士不得与闻，或者有所风闻而因大敌当前讳言之，或者“以最坏的恶意”也料想不到，对同志对自己人“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纪念刘和珍君》），所以从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较难窥见，下面几句话或许也揭露了这种党内的残酷斗争：“因此革命的文学者，就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了，较之简单的用着文艺的斗争，就非常费力……”（《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这在总体上肯定了林育南、白莽等人是王明“左”倾路线的牺牲品，为他们平了反。当时或许因为不明究竟，所以没有追究王明借刀杀人之责。

   不过，根据从4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来推想，白莽他们那些忠诚而执着、书生气十足的革命作家，即使逃脱了国民党的枪口，后来恐怕也难逃一次又一次“左”的劫难。因为中共历次被打的“右派”，大多是作风比较正派、忠诚、耿直、单纯、执着的人。几十年间，被整肃的大多是这样一些人，帽子也大多是右派、右倾。

   1931年2月7日在龙华被枪杀的中共人员中，何孟雄的党内地位最高。他是反对王明的领头羊，所以王明对他最为嫉恨。殷夫等五人之死，是因为属于何孟雄这一派。

   何孟雄是湖南人，生于1998年，比毛泽东小5岁，从中学开始，在长沙就积极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民主运动，后来和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相从过密，并一同到北京，拜见了北大教授杨昌济先生，经常聆听他的教诲。他在北京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工人运动，被捕过，发表了许多宣传革命的文章，和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组织参加了许多活动，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中共建党以后，他成了最早的一批干部。10年间，他在北京、唐山、武汉、江苏、上海等地担任党组织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