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文集：为什么我们要求彻底平反反右大冤案？—

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毛主席说：“整风整错了的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说罢举手齐帽行了一个军礼，又说：“我行了礼你们要还礼，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呀！”有这几句话，我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掉了。因为我们自认是为了革命才来延安的，革命还正在进行，党中央把我们弄错了，但是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还不就算了吗？大家总是一家人呀。当时有一位作家吴伯箫，他在延安挨整的消息传到了“蒋管区”，传说是他已被整死，西安为他开了追悼会。延安一听这消息，立即要吴伯箫亲自出来“辟谣”。于是吴伯箫也就真的出来写文章，自称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这些话，我不认为是吴伯箫在压力之下勉强写的。他是一个极其老实忠厚的好共产党员。写这样的文章，我想是他出自内心，愿意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忘却个人的一切不幸的。只可惜的是，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又把他打倒了一次。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不能讲这些话，我只能在我未死之前替他说出来。还有那个邹凤平。1945年春在党校，各地来的同志分别召开“山头会议”以总结工作经验。四川来的也开了一次，我随杨述去参加。只听主持会议的同志低声沉重地说：“现在，邹凤平同志已经死了……”他说不下去，在座者一片唏嘘之声，简直开成了个追悼会。谁不知道他是冤枉的呢？谁不知这次运动是错误的呢？哀悼的泪水说明大家的思想并不糊涂。到底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有不少的解释。例如说：情况太隔膜啦，做这种工作是瞎子摸鱼，不会不出错啦，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啦……所以大家就谅解了。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便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直到1988年，我们又经过了无数冤苦，我才从蒋南翔临终的遗稿上，知道他早在当年（就在经历过执行错误政策之后）就明确了认识，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是，这个反对抢救的意见送到了中央，结果却是“留中不发”，认为错误。并且给提意见者以批判。

读了韦君宜的文章，不能不叫人“思痛”。毛主席伟大英明，一生一世，在大庭广众前，自觉自愿地说“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一次。

因此，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能够不汲取吗？有人觉得右派问题已经给你们“改正”了，现在你们生活得不是满好吗？你们吃饱了撑的闲的，还想得寸进尺，要求补工资，搞平反，这不是给国家添乱吗？这些历史问题反正也解决不了，你们提有什么用？还是请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吧！

就是身为“右派”的一些人，涉及到维权签名，更是顾虑重重，前怕狼，后怕虎，说这样做是授人以柄，小心秋后算帐；还有的人主张要有高姿态，为党分忧，为国分忧，不咎既往向前看。

凡此种种糊涂观念，在历史的经验教训面前，都应该深思。

韦君宜说，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便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可是，成亿的老百姓不答应有什么办法呢？中共的重大举措有哪一项是先让成亿的老百姓答应之后再施行的呢？什么事情都是中共提出在先，老百姓欢呼举手在后，而且没有不举手欢呼的，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喉舌，稍稍出格如《冰点》就要制裁。

因此，我们，曾经做过“右派“的一群不太安分守己的人，在七老八十的时候，终于憋不住心底的怨愤冤懑，利用如今上帝赐给的网络平台，站出来发出我们的呼声。如今，签名的人数，竟然有了900人（有相当部分还没有签到《议报》上http://www.qian-ming.net/gb/default.aspx?dir=scp&cid=53），说明我们的呼声是共同的要求，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我们要求中共彻底平反反右运动大冤案，与其说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权益，不如说是为了维护中共的形象。一个敢于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执政党，将会获得巨大的合法性资源。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文革后，中共如果不主动平反冤假错案，今天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呢？

我们也寄托“两会”。反右派是中共一手操办的，严格地说是毛泽东一手操办的。现在“两会”代表不能出来为彻底平反右派大冤案做一点善事吗？

“两会”年年开，今年又逢春。代表们无不敛气摒神，正襟危坐，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这些既定的基调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慷慨激昂地高谈阔论自己的高见创见，来证明不需要实践证明的真理。我们十三亿老百姓有幸从电视上看到代表们庄严地报到，庄严地发言，庄严地举手，庄严地歌赞，庄严地传达……只是在下有一个希望：公布一下全国开一次“两会”的预算和决算。可以算一下经济账吗？搞市场经济能够没有经济头脑吗？这方面可以让老百姓享受一点知情权吗？大概这不属于国家机密吧？

（2006-3-5于山东大学附中）

(3/6/2006 1:56)《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