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今年以来在海外《观察》网站上才发表了若干篇有关右派劳改时政一类文章的新作者。如果时光倒流50年，他就颇为风光了。那时，他是共青团系统，在刘宾雁、王蒙之后，排名第三号的右派分子，他还是四川流沙河右派小集团的“七君子”之一。那时，他用的笔名是晓楓，22岁。

   铁流本名黄泽荣，打右派前笔名晓楓，“改正”右派后，闯荡京城，下海经商，取名铁流。铁流弄潮京城，在公关营销界，崭露头角，浪得几分大名。

   我和铁流相识大概只有半年。半年前的一天，我在济南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自报家门，姓甚名谁，家住北京通州，也曾是右林中的枭鸟，在大名鼎鼎的四川流沙河七人右派小集团中占过一把交椅，受到圣上的点名眷顾，在叶永烈著的《反右派始末》中就有他的名字，是当时在刘宾雁和王蒙之后，以右派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而闻名，后来劳改23年，其间还加冕升级进入反革命集团，云云。

   因为他戴的帽子是反革命，不是右派，所以不叫“改正”。 他“平反”之后，闯荡北京，开公司，做老板，颇为风光一时。如今年过七十，志已得，意亦满，衣食无虑，后顾无忧，金钱再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如金盆洗手，把半生经历化为文字，留作纪念。因为看到李某人在网上发表了几篇差强人意的文章，因此，想结为文友，互相切磋。

   在网络界，我其实只是比铁流抢先迈出了一步。我在退休前仅仅写过几篇语文教学方面的八股文，在文学界从来不敢问津。我在网上发表的文章都署名“山东大学附中”，是为了叫人家知道我是中学退休教师，不是什么专家学者教授作家，免得产生误会。我绝对不敢心存沽名钓誉的狂妄与野心。现在竟然有这么一位小有名气的老右抬举我，高看我，我当然是受宠若惊，喜不自禁，于是我们成了难友、网友、文友。

   铁流近日电邮传来他的诗草华章，说是准备付印，命我读一下，写几句读后感。在我这方面，能够狗尾续貂，何乐而不为！我赶快遵命。

   1950年，铁流原来是成都的一家茶叶店的学徒，有小学文化，15岁参加革命。今天的许多人对于那一段历史极为陌生。15岁还是一个小孩呀，会哭会闹，连自己都管不了，共产党要这些小孩子干什么呀？是收养他们吗？不，原来共产党打下了江山，要把国民党政权彻底摧毁，重新洗牌。那些旧政府人员，除了少数还留用以外，其余的人有的可以转行，另谋生路，有的则要关起来或者杀掉。笔者调查写过几篇文章，例如，云南省临沧县有一位闻名全国的“抗战诗人”彭桂萼，原来师范学校的校长，临解放前，省主席卢汉为了顺利起义，委任他为县长。

   1949年12月13日，卢汉起义，第二天，彭桂萼在临沧宣布响应，这位做了两个月零4天的县长，在他宣布起义之后13个半月，解放军前往接收之后7个月20余天，这位拥有“抗战诗人”和“起义县长”两把保护伞的“伪县长”，即作为镇反运动的对象被枪杀。笔者抗战时期逃难到过江西省黎川县樟村乡，那个乡长也是在镇反中被杀。因为镇反运动的杀人指标，城市是0•5‰，农村是1‰，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当然成了完成杀人任务的首选对象。

   那么，新的政权机关，其骨干人员，有的是老解放区派出的南下干部，有的是军队派出的干部，有的是地下党员，而大量的一般干部，则就地招收十几二十来岁具有小学、初中或高中文化的青年，经过各种名目的训练班学习并初步清查历史之后，就分配到各个部门，走马上任。那时的政府，工作简单，用不了文化太高的专业人才。有些军队干部或南下干部，出身农民，连普通公文都读不通，照样可以发号司令，颐指气使。

   这样“旧世界”就彻底砸烂了，一个全新的人民政府的班子就组成了起来。今天来回顾那样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大概是国民党政府中凡有经验有能力的人员，大多不是关就是杀，倒是那些庸碌之辈反而侥幸留用。

   正是有了这样的背景，从一个15岁的孩子来说，那就是生逢其时了。那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的确给了人民许多新气象新观念新希望，虽然天空依旧，但是在歌声中，“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所以，从少不更事的青年黄泽荣眼里看去，那真是一条光辉灿烂铺满鲜花的道路伸展在前方，自己还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

   笔者比铁流只小了1岁，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才5个月，就参加了青年团，因此我读到铁流那时写的诗句，不但能够理解，而且还能产生共鸣。例如：《青春颂》：“青春是团火，欢腾光灼灼；凌雪斗风雨，送热暖心窝。青春是把琴，弹唱才发声；若要音中切，就得理想真。青春是杆号，有谱才出调；谱由党抒写，吹得群山笑。青春是朵花，浴日笑哈哈；为党洒鲜血，何惜献年华。”这样热情澎湃，如火似荼，确实是当时青年人的精神写照。

   铁流从一个茶叶店的小学徒，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干部，腰上别了手枪，走街串巷，招摇过市，那是多么神气威风啊！他参加了剿匪平叛，参加了土地改革，然后，因为笔杆子胜人一筹，21岁就调进成都日报当了编辑记者，不久先后出版了小说集《生活在前进》、《风水树》，那真是志得意满，前途似锦。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吟诗咏唱起来：

   放情

   少年心红才气横，自信笔底有长鲸。

   敢和李白争高下，不向杜甫让三分。

   天赋来于勤学习，功夫全在磨练深。

   百尺竿头不停步，笔底波涛涌奇文！

   今天的青少年读了这几句歪诗，恐怕还会笑话他吹得太平常，可是倒退50几年，在工农干部成堆的当时，可就成了大问题：狂妄自大，清高骄傲，胡思乱想等等帽子就给你扣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嫉恨的右派言论就是人称他为“小知识分子”，那么，在工农干部包围中的这位倒是真正的“小知识分子”的晓楓如此张狂自负，他们能够容忍吗？

   晓楓确实是好景不长，1957年的那场疾风骤雨把他一拳砸倒。他以一篇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而打成右派。他是这样自述的：1956年夏，全国文艺界不少名流批评解放以来的文学作品，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提倡“文艺作品要干预生活”，“揭示社会的阴暗面”。不久，《人民文学》先后发表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我长期生活战斗在一线，发现我们的工作并不是那么美满，不少地方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有的甚至是错误，比如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对人民利益漠不关心，工作上的浮夸风与形式主义，对地富的政策过左，在“粮食统购”上强征农民口粮等。于是，我就步其后尘写了一篇《给团省委的一封信》的小说，发表在四川省文联主办的月刊《草地》1956年10月号上。由于我的水平有限，这篇12000余字的作品根本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但由于是来源于现实生活，在全省以至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收录在四川优秀小说集《深山初雪》中。

   关于这段历史的背景，我当时是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自然比较熟悉，今天可以作一点补充解说。

   解放后，农村进行了土改，“土地还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农民首先就遇到粮食统购统销。高指标的征购任务和农村干部为完成征购任务而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最恶劣的地方，捆绑吊打，翻箱倒柜，造成农民极大的怨愤。我在《吃人，毛泽东思想浇灌出的邪恶之花——读毛毓珪﹤中国第一个敢揭露吃人肉的勇士﹥》一文中记载：在广西省环江县，那个不顾群众死活，造出亩产13万斤水稻的县委书记洪华，在搜查群众私藏余粮的时候，“有一次在搜查时，发现一户家庭锅边有一粒饭，就肯定该家主妇偷粮，便将该妇女脚姆指捆起倒吊挂了起来，剥光衣服，用烧红了的铁钎，烙烫其肚皮及阴部，直到将她摧残至死！八十年代在柳州市七中任校长的覃杭生，亲眼目睹了这一惨剧。类似这样情况被折磨至死的至少有四、五十人。”

   在城市机关等部门，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基础上，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连大学生也不能放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伤害了大批的干部。笔者当时就有幸成了小集团的首领。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从苏联传来了“文艺作品要干预生活”一类的观点。按照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文艺要成为革命事业的武器。像晓楓这样热情似火的青年作者，对于革命充满了虚幻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以为新中国的天空应当是湛蓝湛蓝的，晴朗晴朗的，对于生活中存在的这类问题，社会的阴暗面，自然不能闭眼不见。于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革命责任感和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创作冲动，驱使他写下了这么一篇以小说形式为民请命的“上书”。

   但是，晓楓，以及千万青年，只知道要为革命揭露问题，以为以这种方式“干预生活”符合毛泽东文艺思想，可以引起共产党的惊醒，也是爱党之深的表现，却不知道远在延安时期，王实味就因为批评了“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结果丢掉脑袋。其实，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讲明，对革命队伍、对共产党是只能歌颂，不能批评，更不能揭露其阴暗的。六十几年以来，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就是只允许“遵命文学”，假大空文学，主旋律文学，“五个一工程”，一花独放，共产党百听不厌的就是颂歌赞歌，因此，以致于今天反右、文革的历史竟然成了舆论的禁区，文学文艺创作的禁区，以史为鉴成了永远的空话。晓楓们自以为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可是这个党马上把你一脚踢到异类之中。从此他进入了23年的炼狱生活。像晓楓这样的青年右派作家和右派作家小集团，几乎每个省都有一批。当时几乎所有崭露头角的青年右派作家都一网打尽。

   现在知道，这么一个打了右派、劳改了23年的晓楓者，在那生死未卜、无希无望的日子里，在比国民党的狱官还要凶恶百倍的劳改干部的呵斥棍棒下，竟然还有闲情逸致潇洒地写诗，并且谙熟于心，随后涂记于纸，最后汇总编成诗集出版。这种情况在55万右派中，恐怕是凤毛麟角的了。

   打了右派就是无期徒刑，劳动教养更是无期徒刑。在那时，无论劳教不劳教，每天都要接受批判，劳教自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晓楓胜人一筹的地方就是不认罪。这是他写诗的基点，但这是非常难的，因为在共产党的文化中，不认罪比罪本身还要可恶。你看彭德怀就是不认罪而罪上加罪，刘少奇被整得乖乖地认罪，但伟大领袖、亲密战友仍然不饶恕，非整至死地不可。现在我们回顾毛泽东，从江西苏区整AB团开始，杀人或自杀的多达好几百万人，哪有什么是非对错？全是为了当权者维护个人的权力，实行独裁，但是只要被整，就只有认错认罪一条路或许可以活命。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是奴隶社会的私法，在我的记忆中，五十年代初期，我是跟随别人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后来别人就对我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了。只有等到我死去的那一天，我的这个记忆才能连同我的躯体一道带进火葬场。